曆史陰影下的人性哀歌
評論
作者：李德南
今年3月，《野草》雜誌開始以連載的形式推出謝方兒的長篇小說《1983年的成長》。這部二十萬字的小說，以1983年作為起點，講述了李敬海和石誌坤兩家人在近20年中的經曆；其中石堅定與李紅英兩個人的成長經曆，構成了整部小說的主線。故事的發生地點，是一個江南小城，“在這座古老的小城中，一條條古樸整潔的小街小巷，用青石板把這座古城梳理得井然有條，淡然的溫暖和柔軟流淌在街頭巷尾。這裏有許多品質各異的大小台門，有閣老台門、尚書台門、狀元台門、翰林台門，還有徐家台門、顧家台門、虞家台門、李家台門等等的，它們像一個一個深居簡出的大家閨秀，含蓄地透露出她們的典雅和靈氣。李家台門就是一個不大不小不深不淺的老台門，裏麵住著十多戶人家，但姓李的隻有一戶人家。李家台門其實是一個很普通的台門，中央是一個方方正正的大天井，大塊平實的青石板，整齊有序地平鋪成路。這個大天井，是李家台門最大的出氣場。”這是一個充滿詩情畫意、有文化底蘊的小城，讓人不禁對之心生向往。與這種獨特、唯美的江南氣息形成對比的是，小說裏那些人物的人生，充滿了動蕩與不安，充滿了苦難。石堅定和李紅英的人生，更是如此。
李紅英原本是一個天真無邪、心地善良的女孩子，也是小說裏比較有亮色的人物。然而，正是這樣一個女孩子，在她成長的過程中，遭受了許多的磨難。有一天快要下雷雨時，她的鄰居、年紀比他大十多歲的石堅定突然到她家裏來借臉盆接漏。這讓在浴盆中洗澡玩耍的李紅英驚慌失措，從浴盆中跳了出來，慌亂中又被腳下的小凳子碰倒在地，磕傷了身體。看到此情此景的石堅定驚呆了。就在他抱起赤身裸體的李紅英時，她的父母回來了。盡管並沒有足夠的證據，但他們還是認定石堅定是個流氓。恰好在這時候到來的嚴打運動，使得石堅定無法逃脫厄運，被判刑二十年。後來，他雖然因為舉報他人而獲得十年的減刑，但這長達十年的牢獄生涯還是給他的心靈造成了很大的創傷。來自外界的非議，也使得李紅英不敢去上學，甚至不得不改掉自己的名字。這些非議，卻沒有因此結束，而是如惡毒的蛇一般，如影隨形。她後來的幾次戀愛經曆，也是因為這些閑言閑語而以失敗告終。
回想起來，李紅英和石堅定遭受厄運的開始，不過是因為一個小小的偶然事件，命運借此和他們開了一個並不怎麼好玩的玩笑。然而，深究一下我們就會發現，最終給他們的命運造成悲劇性影響的，還有許多的曆史因素在內。李紅英的父母李敬海、常杏花之所以固執地認定石堅定是個罪人，除了眼前的那些證據，還因為李家和石家之間有一段宿怨。李敬海的父親解放前是個商人，有不少產業。解放後，李家的實業被公私合營，房產歸了國有。石堅定一家住著的房子，原本就是屬於李家的。常杏花的父親則是一個地主，解放後雖然因為之前做過一些好事而沒有被鎮壓，但所有的財產都被沒收了。李敬海和常杏花在文革初期之所以會走到一起，成為夫妻，和這種階級身份不無關係。這種階級的差異，早已為兩家人的鬥爭埋下了導火索；也正是有了這樣的舊恨，新仇才更為顯眼。因此，這兩個家庭後來的長期敵對，有很深的根源。小說在對這兩個人成長曆程的書寫中，也融入了一種階級話語、政治話語。這使得兩個人的成長之路變得更為複雜，也更具曆史的意味。
雖然小說主要將筆墨放在李紅英和石堅定的成長史上麵，但是發生在中國當代史上的那些政治運動對人性所造成的傷害，在小說裏依然可見一斑。常杏花原本可以過著很好的生活，卻因為政治運動的衝擊，不得不在菜市場裏幹起打掃、搬運垃圾的工作。這種生活上的落差，工作上的不如意，使得她後來對居委會的徐主任有了一種很複雜、曖昧的感情。小說裏寫到，這位徐主任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批鬥過常杏花丈夫的父母，也批鬥過常杏花自己的父母，抄過他們的家。正是抄家時的驚嚇，讓常杏花丈夫的父親生病了，不到半年就鬱鬱而終。備受驚嚇的常杏花，也因此而流產，好幾年都沒有懷上孩子。這樣的創傷記憶，是不會輕易地抹去的。如果它能被抹去，那正好說明曆史和現實，比我們所想象的，還要殘酷。常杏花和徐主任之間的關係，不能被看作是一種簡單的交易，卻又談不上是愛情。我們隻能說，常杏花那種矛盾的心態，是人性在受到傷害、尊嚴被擊垮以後的反應。在這一過程中，並沒有產生多少高尚的東西，也沒有什麼值得悲憫。這種“居中”狀態，讓人看了，不能不覺得特別荒涼，特別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