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風暴的洗禮
專欄
作者：徐東波
稍具曆史常識的人，大凡都會明白，剛過去的2011年，對中華民族來說，有著怎樣特殊的意義。記得很久前，有句話叫做“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一度當作時髦話，台上台下講個沒完，大夥兒聽得耳朵都起老繭。隻是現在大家都在一個勁地在向“錢”看，很少再有人去咀嚼回味。此一時彼一時也，來得快去得也快，是我們複雜國情中的鮮明標記之一。話說回來，活在當下的人們，如果老想著票子、房子、車子，不留神在記憶裏清除了那段曆史，那真可說是對民族先驅的背叛。百年前，一場蔚藍色的雷霆風暴，席卷東方昏睡的大地，以摧枯拉朽之勢，呼啦一下刮走套在芸芸眾生身上那件叫做“臣民”的外衣。從此，人們輕裝上陣，踏上一條通往自由、民主之路。百年回眸的當兒，被世俗紅塵弄得灰頭土臉的人們，有點兒緩過神來，恍悟到往事並不如煙，站在被稱作物質的喧囂鬧市，遙望亙古不變的蒼穹，思緒如亂雲飛渡，飄落到仍可觸摸感知的往昔歲月。於是，一大批殺身成仁的壯士，再次從曆史的塵埃中走出來，一個個站到世人麵前，神色從容，目光堅定，眉宇間透出一股久違了的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氣質。瞧著那些模糊不清的曆史影像，翻看一頁頁發黃發脆的斷簡殘章，可以想象，那場驚天風暴乍起之時，一時間多少血雨腥風蔽日遮天。真實的曆史場景之殘酷與慘烈，非蠅營狗苟之輩能直麵，恐怕連鬼神見了都要流下淚來。莫要說先烈們如何拋頭顱、灑熱血，隻消讀讀一位名叫林覺民的南國年輕書生，明知攻打兩廣總督府有去難回，慷慨赴死前草草留下的一封《與妻書》，就會被純得沒一絲兒雜質的革命情懷所震撼，明白啥叫夫妻情愛，啥叫人間大愛。
時光回到1909年，一個似乎再尋常不過的年份。江南古城紹興的平頭百姓，不會覺得這年與往年有何不同。唯一的感覺，似乎這年夏天異常悶熱，溽暑難耐。毒日整日徘徊在屋頂，烤得地麵滾燙，熱氣蒸騰，讓人熱得喘不過氣兒來。家住城南一帶的老人，趁清晨或傍晚稍涼爽些，搖著芭蕉扇慢悠悠踱在東昌坊口青石板街道，或者東昌坊口附近的小街弄堂，會瞧見一張似乎熟悉又似乎陌生的麵孔。那人約莫三十左右光景，身材矮小，有時身穿非常搶眼的洋服，有時又換成一襲普通的羽紗長衫，走起路來身板筆直，目不斜視。三五回照麵後，記性好一點的老人或許會記起來，哦，天呐，他不就是周家新台門裏的長房長孫，在東洋留學的周樹人嘛！
魯迅從南京礦務鐵路學堂畢業後，被選派赴日留學。剛到異國那會兒，他熱情很高，滿腦子科學救國的念頭，沒料想，在東京遇到一幫從國內流亡來的反清誌士，受民主革命思潮激蕩，產生了許多新的想法。留學後期，他以一種破釜沉舟的心態，放棄學了兩年的醫學專業，從仙台跑到東京，一天到晚不停地翻譯與寫作，沉迷在理想中的文學世界。他希望通過文藝啟迪民智，喚醒同胞麻木的靈魂。對他的棄醫從文，很少有人理解，誌同道合者沒幾個，其中包括1906年到日本留學的二弟周作人。他像著了魔似的，致力推介俄國、東歐被壓迫的弱小民族的文學，到處搜尋俄國安特萊夫、波蘭顯克微支、捷克符爾赫列支奇、匈牙利裴多菲等人的作品，與周作人合作編譯了《域外小說集》，自費出版。他後來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中回憶說：“我也並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裏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但也不是自己想創作，注重的倒是在紹介，在翻譯，而尤其注重於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為那時正盛行著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可惜，陽光沒照進夢想。1909年暮春，他在文學道路上步履蹣跚之際，突然收到母親一封接一封來信，催他盡快回國，找份工作補貼家用。他清楚，若不是出於無奈，向來希望他學有所成的母親，決不會提出這樣的要求。他度過了幾個難眠之夜，來自遙遠故鄉母親的呼喚，一遍遍響在耳邊。瞧瞧身邊，與自己差不多同時赴日的浙江籍留學生，一個個先後回國，剩下沒幾個了。現實是如此窘迫，夢想又是那樣遙不可及。在夢想與現實之間，他別無選擇，再次體現出理性的一麵。多年之後，他在《魯迅自傳》中回憶說：“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畫，但都陸續失敗了。我又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終於，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時我是二十九歲。”
八年的留學生涯，說來有點兒長。離家時風華正茂的莘莘學子，踏上回鄉之路已近而立之年。異國的歲月風霜，在魯迅身上留下許多印記，最明顯的，莫過於他唇上蓄起一撮八字胡須，還有頭上那條假辮。他在上海下船後，不得不像其他留學生一樣，找到一位專做假辮的師傅，化四個大洋，定做了一條假辮。他不敢想象，頭上沒了辮子，鄉人眼裏會射出怎樣異樣的目光？他的擔憂不無道理，上海師傅手藝不錯，假辮子幾可亂真，但還是被精明的鄉人瞧出破綻，像看西洋鏡一樣，在他背後指指點點。他走在街上，總覺得有無數好奇的目光盯在後背，像螞蟻一樣蠕動。
從繁華的東京乍回閉塞的紹興，他很不適應，兩地巨大的反差，使他湧起曾經滄海難為水之感。周家新台門不複當年，屋簷雜草叢生，房間晦暗沉悶，天井肮髒雜亂，處處頹敗景象，令他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他在家話兒不多，一天到晚翻弄幾本從日本帶回的書籍。別人猜不透他究竟在想些啥，當然更不會知道域外世界在他心裏激起多少漣漪。古城閉塞落後的文化氛圍，還有那場有名無實的苦澀婚姻，使他感受不到家鄉與家的溫暖，反而時時有一種莫名的壓抑，覺得思想被囚禁，仿佛身上的熱血也在一點點地凝固。許多時候，他呆呆地站在周家新台門天井裏，望著頭頂上逼仄的天空，呼吸從一間間老屋散出的陳腐氣息，感到如果再這樣呆下去，自己非瘋掉不可。在那個異常悶熱的夏季，最令他痛苦的，莫過於一顆不羈的靈魂無處棲息。
好在令人難捱的日子不長，前後不過個把月。某日，一絲秋風悄悄鑽進周家新台門老屋朝北的木格窗欞。魯迅敏感地捕捉到了，那是他苦苦期盼的風信。刹那間，他那張終日烏雲密布的臉上，終於綻開燦爛的笑容。他簡單地收拾一下，忙不迭地辭別家人，興衝衝地趕到省城杭州，走進浙江兩級師範學堂，開啟人生中的職業生涯。
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前身是全浙讀書人十年寒窗後一試身手的場所——省城貢院，大門兩側有副對聯：“下筆千言，正桂子香時，槐花黃後；出門一笑，看西湖月滿，東浙潮來”，為曾任浙江學政與巡撫的一代文宗阮元所撰。如今貢院經過改建，成為浙江省最高學府，學製基本上仿照日本高等師範學校。學堂監督（校長）是沈鈞儒先生，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畢業，學問非常了得，後來成為一位大名鼎鼎的碩儒。1936年魯迅在上海逝世，下葬萬國公墓，棺木上覆蓋一麵白底黑字的錦旗，上書“民族魂”三字即出自沈鈞儒之手。負責學堂教學業務的監學（教務長）不是別人，正是先期回國的同鄉好友許壽裳。教師們大都非常年輕，朝氣蓬勃，其中夏丏尊、經亨頤、朱希祖、張宗祥等不少人，均有日本留學背景，骨子裏深受西方科學、民主思想浸潤，留學時就加入反清革命團體光複會，後來均成為現代人文領域的佼佼者。大夥兒留日時互有往來，誌趣相投，如今同在美麗的西子湖畔教書，別提有多開心。
魯迅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主講化學、生理衛生學課程，同時兼任學校聘請的日籍教師動物學、植物學課的翻譯。他的教職是好友許壽裳推薦的，他很感激，講課、翻譯非常賣力。當時學校新教材匱乏，教員有自個兒動手編寫的習慣，他結合在南京和日本仙台學過的化學、生物、醫學等知識，編寫了《人生象斅》、《生理實驗術要略》等教材。其中，《人生象斅》是一部生理學講義，長達十一萬字；《生理實驗術要略》後經修訂，發表在浙江省教育會主辦的《教育周報》上。
不過，魯迅最感興趣的還是植物學課程。他從小養成的對植物的興趣，一點沒減。他興致勃勃地帶學生到孤山、葛嶺、北高峰等野外考察，采集植物標本，以至到後來，他寢室裏堆滿各種各樣的植物標本，差不多可開個植物標本展覽。他對植物學的精通，師生有口皆碑。據有關當事者回憶，有一回，他與日籍教師鈴木帶學生到野外采集植物標本，路過一小山坡，一株開著小黃花的花草在風中搖曳，吸引了眾人眼球。學生們非常好奇，問這叫啥植物。鈴木瞧了一眼，隨口說道，一枝黃花。學生們哄然大笑，沒想一向嚴謹的日本教師也會糊弄大家。魯迅笑著說，莫要以為鈴木先生隨口說說，這株植物學名確實叫一枝黃花，屬菊科，如若不信，你們可去查辭典。學生們滿腹狐疑，回校後搬出植物大辭典一查，果然絲毫不差，不由對兩位教師佩服得五體投地。
其樂融融的美好時光，顯得那樣短暫。冬天來臨，校長沈鈞儒先生被選派為浙江省谘議局副議長，那是個類似於地方議會性質的機構。上頭另派了一位繼任者，是浙江教育總會會長，名叫夏震武。此人研究理學出身，熱衷倡導儒家禮法，自恃甚高，根本不把一般人放在眼裏。或許是愛屋及烏的緣故，他上任頭一天，就擺出一副虔誠信徒的模樣，要求全體教師跟他去“謁聖”，也就是謁拜孔夫子牌位。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好歹也是一所新式學校，教師們大都留過洋，見過世麵，如此荒唐之舉，當然遭到大夥兒的抵製，教務長許壽裳帶頭表示拒絕。夏震武吃了個閉門羹，心中老大不快，非但不肯學孔老夫子禮賢下士，反而大擺臭架子，借用清朝官場上那套“庭參”禮節，要求教師按照各自的品級全副頂戴，到學校禮堂向他跪拜。消息傳出，教師們一片嘩然，群情激憤，這都啥時候了，居然還興這套？許壽裳、魯迅等不少年輕教師辮子都剪了，有的還穿上了西服，誰還會去穿戴什麼官服官帽。一場短兵相接的遭遇戰無可避免，夏震武大罵許壽裳“離經叛道，非聖侮法”，許壽裳則回敬他“理學欺人，大言誣實”。雙方唇槍舌劍，針鋒相對，一時相持不下。
魯迅與許壽裳、張宗祥等二十多位教師，正當血氣方剛之年，見新校長如此冥頑不化，橫蠻無理，怎甘就此罷休，先是相繼罷教，以示抗議，後來幹脆來了個集體大辭職，搬出學校，住到校外的湖州會館。那會兒，新舊文化的搏弈多直接體現在文化教育界，倍受世人關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年輕教師掀起的風潮，立馬在省內外引起軒然大波。教育界有識之士紛紛給予支持，京滬報刊也群起聲援。夏震武仗著省教育總會會長身份不肯認輸，多次揚言，兄弟不敢放鬆，兄弟堅持到底，後經不住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實在沒轍，隻好留下一篇《留別兩浙父老書》，乖乖地卷起鋪蓋走人。浙江是混不下去了，他隻好跑到北京，在京師大學堂謀了個差使。
在這場轟動一時的風潮中，魯迅始終衝在前麵，鋒芒畢露，被夏震武的擁躉稱為“拚命三郎”。他回敬給夏震武一個綽號：“夏木瓜”。木瓜是杭州方言，意思是說木頭木腦，頑固不化。大夥兒聽了紛紛叫好，遂將此次風潮稱為“木瓜之役”。夏震武敗下陣去，大夥兒別提有多開心，在湖州會館擺了幾桌酒宴，推杯換盞，慶賀勝利。酒足飯飽後，大夥兒意猶未盡，跑到會館的庭院裏，齊刷刷地站成三排，拍了一張合影留作紀念。照片上的魯迅，西裝敞懷，短發直豎，頗顯英武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