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感如何落地？
文化
作者：石力月
孫少安和田潤葉最終分手，但卻沒有用偶像劇的處理方式。
近期電視劇《平凡的世界》的熱播把路遙在上世紀80年代末完成的同名小說又帶回了公眾視野，這不但為重新理解和討論這部作品本身提供了契機，也為透過這部作品來理解農村曆史與文化提供了契機。正是基於這樣的設想與期待，上海師範大學中文係於4月4日舉辦了題為“《平凡的世界》：從小說到電視劇”的討論會。
路遙在1980年代非常推崇柳青表現農村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巨著《創業史》，而他的《平凡的世界》表現的是農村實行包產到戶責任製前後的曆史。這兩部作品之間的關係、小說與電視劇的不同表達成為討論會的熱門話題。
文學與曆史
孫曉忠（上海大學）：路遙之所以能在新世紀引起大家的重視，主要在於他身為80年代的作家卻與後來的很多先鋒作家不一樣的獨特性——他既有70年代的生長記憶，又有當代文學的80年代性。這種複雜性體現在了他的作品裏。
如果將路遙作品與其心目中的導師柳青的《創業史》做對比，就能夠發現，雖然路遙試圖繼承柳青的現實主義寫作傳統，在細節上也有向柳青致敬的痕跡，但他繼承得過於抽象了，特別是一旦進入對於曆史的認識，他的寫法上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路遙對1980年代農村發展的反思性不夠，不如王潤滋、張煒等作家。這並不僅僅是路遙自己的問題，而可能是整個80年代的問題。
郭春林（上海大學）：柳青在農村，親曆合作化運動，成為運動的推動者和組織者，他的寫作和他的社會實踐息息相關。路遙和他在價值觀念上有很大的差異，對集體和家庭、個人之間的關係有不同的認識。兩部作品產生的作用也不同，當年很多人拿柳青的《創業史》當“工作手冊”來讀，而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對很多人來說是“勵誌讀物”。但是路遙從柳青那裏學到了駕馭“大框架”的能力，始終堅持要把《平凡的世界》這樣一個十年間中國農村或者陝北農村的故事放在國內國際的背景下來寫，是很不容易的。另外，路遙對農村、對土地是有感情的，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他以《平凡的世界》完成了柳青的“文學遺囑”。
倪偉（複旦大學）：雖然路遙作品裏確實缺乏對於80年代農村改革的反思，但以這點來批評和要求一個文學工作者有些苛刻，因為文學不需要處理巨大的曆史問題。而從文學的角度用柳青來簡單批評路遙也是不合適的，因為“勵誌讀物”未必就一定不好，關鍵看你勵的什麼誌。
董麗敏（上海大學）：在大的曆史變遷之中來討論路遙的這部作品，去探究路遙對於這個大的曆史邏輯做過一些怎樣的預測和想象，這對於衡量這部作品來說還是一個很重要的維度。
孫少平的意義
張冰（浙江外國語學院）：對比路遙的兩部作品《人生》與《平凡的世界》裏兩位主人公高加林與孫少平。讀者們在讀完《人生》以後可能會有種失落感，會將質疑指向城鄉二元對立的社會結構：“為什麼社會沒有給高加林這樣的有為青年提供一個上升的空間？”而相比之下，孫少平的形象很正麵很積極。
孫少平沒有成為高加林不僅僅因為境遇，而是因為有很多的主動性。如果把孫少平看成是一個個人主義奮鬥的故事，會發現他身上有許多東西是今天我們熟悉的“自我奮鬥”無法容納的。少平身上有一種心理機製，不會僅僅因為自己得到了幸福而安心，他身上背負很多沉重的負擔，而這些負擔又是他自己主動挑起來的。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少平在充滿人情味的人與人的關係裏受到了教育，這和高加林的成長不同。雖然有人說《平凡的世界》的結尾是保守的，但可能恰恰就因為這種保守性它才贏得了這麼多讀者——普通讀者喜歡道德判斷，他們喜歡文學作品有一個確定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