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華東師大中文係著名教授施蟄存先生在談到自己的讀書經驗時，對這種現象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說青少年時期（從十四五歲到二十歲這一段時間），是“用感情去讀書”的。“從童話看到中外古今新舊小說，每讀一本書都和書中人物融合為一，仿佛自己就是濟顛僧、武鬆、李逵、黃天霸、賈寶玉或堂吉訶德。”
而到了二十歲以後，他就開始注意“用理智去讀書”了。“《水滸傳》看了第二遍、第三遍，書中人物再也不能和我合二而為一。我注意的是作者描寫潘金蓮和潘巧雲的方法有何異同，七十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孰優孰劣，金聖歎的評語可信不可信。用這副眼光去看小說，即使說當時也有可樂之處，畢竟不是青少年時期那種樂趣了。”
從“用感情讀書”到“用理智讀書”，這是一個質的飛躍的過程。施蟄存先生打了一個生動的比喻：“好比吃菜，青少年時期是為了追求美味，中年以後就要注意到營養價值。”倘若單純為了“美味”——消遣或追求情節刺激去讀書，就會不自覺地被書本牽著鼻子走，收效甚微，而有目的地為汲取書中“營養”去讀書，就會自覺地以審視的目光對書本進行分析，注意吸收書中好的內容、新的知識、寫作技巧、優美語句，收獲自然就大。
青少年朋友應該盡早完成從“用感情讀書”到“用理智讀書”的飛躍，辯證地處理好這兩者的關係。施先生下麵這一段話，對我們是很有啟發的：“一個人，能不能經常讀書，有誌於不斷提高文化水平、不斷擴大知識麵，完全決定於中學階段。我虔誠奉懇中學語文教師，要做好對中學生課外閱讀的指導工作。中學生應該讀些什麼書，不必太嚴的限製，主要是必須善於培養他們愛讀書的習慣。一個高中畢業生，除了教本之外不讀書的人，是沒有希望的。而一輩子光讀小說的人，同樣是沒有希望的。”王力——由博返約法
著名語言學家王力先生有一次對他的研究生說：“對於由博返約，現在大家不很注意，所以要講一講。”
什麼叫做“由博返約”呢？王力作了解釋：就是“從博到專”。所謂由博返約，也就是說，讀書時要注意處理好“博”與“專”的關係，不能隻“專”不“博”，而應該先“博”後“專”。
為什麼要由博返約呢？王力是這樣回答的：“我們研究一門學問，不能說限定在那一門學問裏的書我才念，別的書我不念。你如果不讀別的書，隻限於你搞的那一門的書裏邊，這是很不足取的，一定念不好，因為你的知識麵太窄了，碰到別的問題你就不懂了。過去有個壞習慣，研究生隻是選個題目，這題目也相當尖，但隻寫論文了，別的書都沒念，將來做學問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將來做老師，那就更不好了。”
王力用明白曉暢的語言，將由博返約的重要性闡述得清清楚楚。接著，他又告訴學生們應該怎樣由博返約。他舉了一個例子說：“作為漢語史的研究生除了關於漢語史的一些書要讀，還有很多別的書也要讀，首先是曆史，其次是文學，多啦。”
由博返約讀書法，雖然是王力先生對研究生提出的要求，但對我們中學生也同樣是很有啟發的。錢鍾書——求證法
著名學者錢鍾書先生治學極為嚴謹，他讀書不肯放過一個疑點，非得要多方考證，弄個水落石出不可。
這裏可以舉出一個例子，來證明錢先生這種實事求是的讀書精神。
清代袁枚在《隨園詩話》裏批評毛奇齡錯評了蘇軾的詩句。蘇軾詩說：“春江水暖鴨先知。”毛奇齡評道：“不該鴨先知，難道鵝不知道嗎？”袁枚很生氣，認為照毛奇齡的看法，那《詩經》裏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也是錯誤的，難道隻有雎鳩，沒有斑鳩嗎？
袁枚和毛奇齡的這一場筆墨官司，誰是誰非，一般人看看也就過去了，但錢先生不然。
他去找出《西河詩話》卷五本來，要看看毛奇齡原話到底是怎麼說的。毛奇齡的原意是：蘇軾詩是模仿唐詩“花間覓路鳥先知”句，但模仿得拙劣。人在尋路，鳥熟悉花間的路，所以鳥比人先知，而水中的動物都能感覺出冷暖，蘇詩說隻有鴨先知，就不對了。
那麼蘇軾的詩句的確是錯了嗎？錢先生並不罷休。他又找來蘇軾的原詩《題惠崇春江晚景圖》：“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原來蘇軾是題一幅畫，畫麵上有竹子、桃花又有春江，江裏還有鴨子，所以寫“鴨先知”。看來蘇軾並沒有錯，還是毛奇齡錯了。
為了進一步將問題搞清楚，錢先生又查出了唐人張渭的原作《春園家宴》：“竹裏行廚人不見，花間覓路鳥先知。”人在花園裏尋路，不如鳥對路那麼熟悉，這是寫實。而蘇詩說鴨先知水暖，是寫意，意在讚美春光，這是對畫麵意境的升華，是詩人詩心的獨特感受，應該說，蘇詩“鴨先知”比張詩“鳥先知”更高明。最後，錢先生又引用了王蹠運《湘綺樓日記》（卷二六）中稱讚蘇詩是“上上絕句”的話，作為佐證，才下結論，認為毛奇齡是錯誤的：“會講理學的，講詩往往別具心腸，卑鄙可笑，不懂得東坡苦心。”
朱光潛——讀寫結合法
著名美學家朱光潛先生年輕時曾留學英、法，學過文理科不少專業的功課，他尤為喜歡文學、心理學和哲學三科。他讀書是很勤奮、很認真的，總是一邊讀一邊寫讀書筆記。隨著學識的不斷增多，他就不光是寫讀書筆記，而是邊讀書邊寫起論文和著作來了，還在學生時代，他就寫出了《文藝心理學》、《美學》、《悲劇心理學》等多種專著。
根據自己的切身體驗，朱先生後來在向青年學生介紹讀書方法時，總是提倡邊讀書邊寫作。他說：“做學問光讀不寫不行。要寫就要讀得認真一點，要把所讀的在自己頭腦裏整理一番，思索一番，就會懂得較透一些，使作者的思想經過消化，變成自己的精神營養。”
邊讀邊寫，能促進讀書。倘若一般性地讀讀，往往如過眼煙雲，理解不深，記憶也不牢。將讀書和寫書結合起來，就促使自己讀書時深入思考，並進行分析綜合，把握住書的內容，並將其中的精華部分消化吸收，變成自己的血肉。這樣一來，書就讀進去了。
當然，這是指精讀而言，對於重要的有價值的書要這樣讀。對於一般的書，隨便翻翻，瀏覽瀏覽也就可以了。不是讀什麼書都要邊讀邊寫的，也不是讀什麼書都能邊讀邊寫的。再說，邊讀邊寫，也並不是要求非得一定寫書，寫點心得體會，寫點讀後感，記錄點書中的內容提要，摘抄點名言警語，都是好的。高亨——一通百通法
著名學者高亨先生早年在清華大學研究院就學時，曾選定《韓非子》一書作為主攻的對象，悉心鑽研。他的畢業論文《韓非子集解補正》，就是這次閱讀、研究的成果。這篇論文受到了梁啟超、王國維兩位大學者的讚揚。
讀通了《韓非子》之後，高亨一發而不可收，接著又研讀了許多周秦的其他重要古籍。《韓非子》一書成了他研究周秦典籍的起點，從這本書出發，他讀通了其他一係列的書，取得了相當可觀的研究成果。
高亨先生後來在總結自己的讀書經驗時說：“一經通，百經畢。”意思是說，認認真真地讀通了一本書，其他許多書也就觸類旁通了，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一通百通”。
“一通百通”的前提條件是“一通”，通要真通，而不能似通非通。有的書看起來似乎“通”了，但未必真通。真正按高先生“讀通”的要求來衡量，就會發現自己對書的某些字句根本沒有確切的理解；對於書裏的許多難點、疑點，原來也沒有認真去思索；甚至連書的主要內容都歸納不起來。所以，對“一通”要下真功夫。“一通”是走向一條治學之路的第一步，隻要“一通”真“通”了，才有可能“百通”。
高先生的“一經通，百經畢”，當然是做大學問的經驗之談。我們即使暫時不準備做大學問，在平時讀書中，也不妨經常以一個“通”字反省自問，督促自己踏踏實實地認認真真地讀書。鍾敬文——開放法
“在買書和閱讀上我是主張開放主義的。”這是著名學者、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教授鍾敬文先生對讀書的見解。
他認為，讀書博覽與精讀的辯證關係，古代的學者已經早見識到了。長期以來，他雖然有自己所從事的專業，但在購書和閱讀上一直主張開放一些，不必過於拘泥。
他說：“見識麵太狹，即使專業學識比較深湛，也是有缺陷的，因為知識領域雖然可能（也必須）相對區分，但是它們中間往往都是相通的。知識麵太窄，就處處隔絕了。古人所譏笑‘孤陋寡聞’，原因就在這裏吧。跟博覽相連，我也主張精讀。西洋有句名言，大意是留神那熟讀一本書的人。我們知道世上的確有些大學者、大作家，他們是從一兩部名著裏獲得無窮益處的。據說清末民初古文家（也是個有名翻譯家）林紓，他晚年書桌上隻放著一部《史記》。我們不能說，林先生生平隻讀過這部古史籍，也不能說他晚年古文的好處隻得力於太史公書。但是太史公書，對林文的謀篇、布局和措辭等，曾給予不小影響，大概無疑的。有一部書是從青年時一直到現在仍放在我的床頭書案上（現在手邊的兩個本子，是第三四回新購的了），那就是王漁洋選的《唐人萬首絕句選》。我現在偶然把它吟詠一兩頁，仍覺得有所會心。另外一部，是普列漢諾夫的《無地址的信》。這本書，在過去四五十年裏，我反複讀過許多次。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它是教我懂得生物論、藝術論的啟蒙老師。到今天它還不失為我學術上的益友。”
鍾先生的“開放”讀書法，實際上就是說，讀書也要思想解放一些，根據自己的情況和需要，該博的就博，該精的就精，不管采取什麼方法來讀，隻要對自己有幫助就行。鍾先生結合自己的切身體會，將博與精的辯證關係和利弊得失講得很清楚，這對後輩讀書者會有深深的啟迪的。郭豫適——無定法
著名紅學家、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博士研究生導師郭豫適教授，在論及讀書方法時，提出一個非常獨到的觀點：“讀書無定法。”
他說：“讀書以何種方法為好？是博覽還是專研？是細讀還是粗讀？是有目的有計劃地閱讀好，還是興之所至自由地閱讀好？是帶著一定任務讀書好，還是不帶任務讀書好？是‘苦讀’——咬文嚼字、尋根究底地讀好，還是‘樂讀’——輕鬆愉快、賞心悅目地讀好？如此等等。古人雲：‘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覺得讀書和作文一樣，各人情況不同，具體方法有異，各人成功的經驗和體會也不全一樣。”
郭教授自己的體會就是：讀書無定法。他認為，很難說某一種方法最好。要說最好的方法，那就是各種辦法兼容並包，根據實際情況分別采用。
郭教授主張對各種讀書方法，要進行辯證的具體的分析，比如說：“博覽有博覽的優點，專門研讀有專門研讀的好處。帶著任務讀書，其好處是目的性強；不帶任務讀書，其好處是興趣自由。細讀、‘苦讀’，好處是深入鑽研，細心體會，缺點是太花時間精力，而且有時頗為辛苦；粗讀、‘樂讀’，好處是省時省力，覆蓋麵廣，缺點是浮光掠影，不求甚解。”
既然各種讀書方法都有利有弊，那麼究竟采用何種方法讀書呢？郭教授以為，這要“從實際出發，閱讀方法取決於閱讀目的和閱讀條件。就前者說，可以是為了完成某一任務，可以是為了一般地增加知識，自然也可以是為了業餘消閑，從書裏得到某種安慰或精神享受。就後者說包括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各人所處時、地不同，條件各異。不過讀書即使有千種不同百般殊異，歸納起來，無非就是兩種：研究式的閱讀和非研究式的閱讀。每個有閱讀能力的人，我以為這二者均有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