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平心靜氣，慢慢地涵泳、品味，每當有一點新的體會時，必然會感到興味無窮，其樂融融。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講，讀書時情緒越好，也就越有助於理解。陸九淵的涵泳法也是符合讀書規律的，人們認識問題有一個從易到難的過程，先將容易的解決了，剩下的難點慢慢地也就被吃掉了。還有一個局部和全局的關係問題，當你讀書的某一個局部時可能讀不懂，而當你將全書看完了，站在全局的高度再來看局部，往往就迎刃而解了。
采用涵泳法讀書，不僅能從書中汲取知識的營養，而且還可陶冶自己的性情。
董遇——三餘法
常常聽見有人說：“誰不想讀書呀？就是太忙，沒有時間。”對於現代人來說，生活節奏加快，時間緊確實是很普遍的現象。不過時間這個東西，具有很大的伸縮性，正如魯迅先生說的，時間就好像海綿裏的水，隻要去擠，總還是有的。看來有沒有時間讀書，就看自己會不會“擠”了。
我國古代就有許多學人是“擠”時間的能手。比如說，漢代的著名學者董遇就很有一套辦法。他提倡利用“三餘”時間讀書，哪“三餘”呢？他說：“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雨者晴之餘。”意思是說，冬天，沒有什麼農活，這是一年之中的空餘時間；夜間，天黑不能出去活動，這是一天之中的空餘時間；雨天，不能下地勞作，這也是可利用的空餘時間。抓住這三種空餘時間，用來讀書，肯定會有收效。
當然，董遇所處的漢代的農業社會，與現代社會有很大的差別，但他那種善於抓緊一切空餘時間的精神，對於今天來說仍然是適用的。
古人有古人的“三餘”，今人也可以抓住今人的“三餘”嘛！隻要指導思想對頭了，具體方法是可以靈活多樣的。像宋代大文學家歐陽修的“三上”讀書法，也是可以借鑒的。歐陽修的“三上”是指：“馬上、枕上、廁上”。他經常利用這“三上”時間看書或是寫文章，效果極佳。其實，今人的“三餘”、“三上”法要比古人多得多。比如：開會前的幾分鍾有人在看書，排隊買菜的隊伍中有人在看書，候車室裏有人在看書，坐在公共汽車上還有人在背誦古詩或外語單詞，看來，可利用的時間還是很多的，遠不止“三餘”、“四餘”，也不止“八餘”、“十餘”，關鍵就在於自己肯不肯擠，會不會擠了。
張溥——七錄法
明代文學家張溥，年幼時天資不佳，記憶力較差。雖然還算得上勤奮好學，但讀過的書，過後便忘了。他很是苦惱，曾經氣得用拳頭捶自己的腦袋，大罵自己是笨蛋。
不過，他並不因為自己天資較差而氣餒，仍然刻苦攻讀，孜孜以求。並且根據自己“笨”的特點，想出了一個“笨”辦法：
每閱讀一篇新的文章，都工工整整地將它抄在紙上，一邊抄一邊在心裏默誦。抄完後高聲朗讀一遍，並不將它保存起來，而是立即投進火爐裏燒掉。燒完之後，再重新抄，重新讀。這樣連續7次，一篇文章就等於讀了14遍，不說滾瓜爛熟，但其主要內容總是記住了的。
這樣長年累月地讀書、抄書是很辛苦的，張溥的手磨起了老繭，一到冬季，凍裂淌血，鑽心般的疼痛，但他仍然堅持不懈，多年如一日地下他的“笨”功夫。他還將自己的書房取名為“七錄齋”，以自勉自勵。
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多年的努力，張溥終於成為有影響的文學家，寫出了《五人墓碑記》等名作，並編輯了《漢魏六朝三百名家集》等有價值的書籍。
當然，我們今天介紹張溥的“七錄”法，並不是要青少年朋友機械地去學習、模仿。在科學文化高度發展的當今世界，知識不斷更新，信息不斷膨脹，單憑“七錄”能“錄”得了多少呢？但是，我們從張溥的“七錄”法中卻能夠得到一點啟示：天資差，不足畏，天道酬勤；堡壘堅，亦不足畏，專而攻之，必能攻而破之。
顧炎武——萬裏行路法
清初，在魯、冀、遼、晉的交通要道上，出現了一個行為有些奇怪的人。他五十出頭的光景，衣著簡樸，帶著兩匹馬和一頭騾子。自己騎在一匹馬上，另一匹馬和騾子則馱著沉重的大筐，筐子裏滿滿當當裝的全是書。
馬在平坦的道路上走著，這個人坐在馬背上半閉著眼睛，咿咿呀呀地背誦起來了。背著背著，忽然有一處“卡殼”了，他便立即勒住韁繩，翻身下馬，拿出書本將背不出的地方反複溫習幾遍。直到書背熟了，再繼續策馬趕路。
每行至一處關隘要塞，他便去找幾位老兵或退伍的小卒，仔細詢問有關地理、曆史等情況。如老兵們說的有些與書上記載的不相符，他便親自到實地考察，一處一處地核對清楚，然後寫下筆記。途中若是遇到好書和珍貴文物，他就買下來；若別人不賣，他就全文抄錄或是借來讀完了再走。
這位遊學先生姓顧，名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愛國誌士，也是我國曆史上傑出的學問家和思想家。
他曾在文章中寫道：“自少至老，手不舍書。出門，則以一騾兩馬，捆書自隨，過邊塞亭障，呼老兵諧道邊酒壚，對坐痛飲，谘其風土，考其區域。若與平生所聞不合，發書詳證，必無所疑而後已。馬上無事，輒據鞍默誦諸經注疏……”這裏描述的就是他自己遊學讀書的情形。
顧炎武這種“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的讀書法，有許多好處：（1）通過實地考察，能夠糾正書本上不少錯誤的記載；（2）能夠將書本知識與實際相結合，學以致用；（3）能夠學到許多書本上沒有的知識；四、能夠發現許多原來不曾讀過的新書、好書。如本文開頭所說的，顧炎武五十多歲以後開始的這次大規模的遊學活動，到達了山東、山西、河北、遼寧、陝西、甘肅等地，察看名關要塞，遊曆名勝古跡，跋涉名山大川，往來行程兩三萬裏，所讀新書又達一萬餘卷。
由於顧炎武書本知識和社會知識都非常淵博，所以對天文、曆法、數學、地理、曆史、軍事和治國之道等都有深刻的研究，一生著書幾十部，卷帙浩繁，在我國學術史上享有很高的聲譽。
鄭板橋——精當法
清代著名畫家、“揚州八怪”之一鄭板橋，藝術上造詣高深，他的畫、詩、書被人譽為“三絕”。鄭板橋在讀書方麵也頗有見地。他說：“讀書要求精求當，當則粗皆精，不當則精皆粗。”他還說：“讀書求精不求多，非不多也，唯精乃能運矣，徒多徒爛耳。”
鄭板橋的“精當”之說，就是要求讀書要注意選擇，不能撿到籃裏都是菜，抓到什麼就讀什麼，隨便瞎讀一氣。不加選擇地讀書，不僅浪費時間，浪費精力，於學業無補，而且還可能受一些壞書的腐蝕，於身心有害。
選擇書籍要求“當”，這“當”的標準要根據各人的實際情況來定。我們現在的“當”與鄭板橋那個時代的“當”肯定不同，就是我們每個人所需要的“當”也大有迥異。一般來說，我們現在要從兩個方麵來選擇適當的書：一是要考慮思想內容是否健康，對品德修養、陶冶情操有無益處；二是要考慮對自己的科學文化學習有沒有幫助。
鄭板橋一旦選定了他認為“當”的書，就潛心精讀。他讀書是很勤奮的，“舟中、馬上、被底，或當食忘匕筯，或對客不聽其語，並自忘其所語，皆記書默誦也。”簡直到了入迷的程度。
鄭板橋還寫過一首讀書詩：“讀書破萬卷，胸中無適主，便如暴富兒，頗為用錢苦。”這裏所說的“適主”，是指自己的主張、主意，也就是說讀書要堅持獨立思考，不能人雲亦雲，做書本的奴隸。如果沒有這一條，即使選到了再適當的書，再刻苦地精讀，也是不能收到好的效果的。
梅文鼎——四不怕法
許多人都說，我國是文明古國，也是曆史上的科技強國，四大發明就是很有力的證明，隻是到了明清以後就衰敗了，科學技術落後了。
落後是事實，但就是在落後的年代，也還有爭氣的科學家出現。清代的著名數學家梅文鼎就是一位。梅文鼎出生在安徽省宣城縣，自幼跟父親和老師學習天文和數學，後來成了17世紀世界上最有成就的數學家之一，與英國的牛頓、日本的關孝和齊名。梅文鼎是怎樣獲得成功的呢？
有人總結過他的讀書方法，認為他讀書有四個特點，現轉引如下：
一是不怕難。遇到難懂的地方，他從不繞開，越難越去鑽研。他常常為了弄懂一個難點，忘了吃和睡。
二是不怕煩。他所讀的數學書，大都是流傳很久的、殘破不全的本子，讀起來往往前文不接後語，很麻煩。梅文鼎總是耐心地設法抄寫，湊成完整的本子。有時這本書與那本書文字有不同，即使隻是一字之差，他也總要把它考訂得清清楚楚。
三是不怕苦。他讀書很勤奮，有一個叫劉輝祖的人曾經和梅文鼎住在一起，他對梅文鼎的學習情況最了解，他說：“每天夜裏鼓樓上已經打四更了，梅文鼎還在燈下讀書。天剛蒙蒙亮，他又起床讀書了。”
四是不怕丟麵子。梅文鼎遇到自己實在解決不了的難題，就記在本子上。出門時，他就帶上這個本子，隻要遇到懂數學的人，就虛心請教，哪怕是年輕的學生，他也不恥下問。
梅文鼎的“四不怕”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和效法的。葉奕繩——約取實得法
“約取”而“實得”的讀書方法，這是明末清初文學家葉奕繩的一個小小的創造。
清代人張爾岐在《蒿庵閑話》中是這樣記載的：葉奕繩生性遲鈍，記憶力極差，讀起書來往往如過眼煙雲，前讀後忘。不過，他並沒有因為自己的天資較差而沉淪，而是奮發苦讀，並想出了個“笨鳥先飛”的土辦法。
每讀一本書，凡是自己喜歡的篇章、段落或是格言、警句，就用紙把它抄錄下來，認真誦讀十餘遍，然後一張一張地貼在牆上，每日多則抄上十餘段，少則六七段。每當做事累了，需要休息片刻的時候，他就在房間裏來回踱步，邊走邊讀牆上的那些紙片，每天要讀三五次，直至讀得滾瓜爛熟，一字不遺為止。等到四壁都貼滿了，就將過去所貼的取下，收藏起來，再把當日新抄的貼上去，填補空白。就這樣，隨取隨補，從不間斷，一年下來，起碼可以積累三千多段精彩的文字。數年之後，肚子裏的“墨水”就很可觀了。由於有了豐富的積累，寫起文章來便“下筆如有神”。後來，葉奕繩竟成了一名學識淵博、文采橫溢、擅長戲曲的著名文學家。
他在總結自己的讀書經驗時，深有感觸地說：“不如予之約取而實得也。”意思是讀起書來，與其浮光掠影，一無所獲，還不如像我這樣每天記一點，看起來似乎取之不多，但是日積月累，到時候實際收獲卻不少哩！
張爾岐對葉奕繩的“約取實得”讀書法推崇備至，並且聯係自己的經曆現身說法。他說，我年輕時雖然聽說過葉奕繩的這種讀書方法，卻沒有照著做，待到年邁力衰，再回憶過去所讀的東西，已一個字都記不起來了，以致下筆做文時感到很窘迫，真是後悔莫及。他還說，我之所以將葉奕繩的“約取實得”法記入《蒿庵閑話》，目的就是為了使“此法不沒人間”，使它一直流傳下去，讓後世那些“少年有誌者”得以借鑒。梁啟超——注意法
梁啟超是我國近代的大學問家，寫過《讀書法》、《治國學雜話》等文章，專門論述讀書方法和治學方法的問題。
他說：“昔人常說，好打燈謎的人，無論看什麼書，看見的都是燈謎材料，會做詩詞的人，無論打開什麼書，看見的都是文學句子。可見注意哪一項，哪一項便自然會浮凸出來。這種工作，起初做時是很難，往後就很容易了。最初的方法，頂好是指定幾個範圍，或者作一篇文章，然後看書時，有關係的就注意，沒關係的就放過。過些日子，另換題目，把注意力換到新的方麵。照這樣做得幾日，就做熟了。熟了以後，不必十分用心，隨手翻開，應該注意之點立刻就浮凸出來。讀一遍，專提一個注意點；讀第二遍，另換一個注意點。這是最原始的方法，其實也是最好的方法。幾遍之後，就可以同時有幾個注意點，而且毫不吃力。”
梁啟超所提倡的“注意”讀書法，對我們是很有啟發的。我們常常會有這樣的感覺：書報讀了不少，可是閉起眼睛一想，腦子裏竟然“空空如也”，收獲不大，有時甚至是一無所獲。讀書的時間用去了，精力也耗費了，卻沒有什麼收益，這實在是不合算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