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冒犯少數族裔、不能冒犯女性、不能冒犯同性戀、不能冒犯不同信仰或政見者，等等，都是美國的“政治正確”。各種條條框框，在美國一點不比別的國家少。
與此同時，一旦其他國家出現對出版、言論等領域的管製或者約束，美國又會第一時間跳出來橫加指責。
選擇性執法的“世界警察”
李慶四分析說，從克林頓總統到奧巴馬總統，20餘年間，美國曆屆政府都十分關注核不擴散問題。這一方麵有利於世界和平與穩定，另一方麵還有利於維護美國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上的戰略優勢，但相關政策行為又往往取決於其自身的戰略考慮。
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美國盟友，且巴基斯坦在反恐戰爭中作出了很多貢獻和犧牲。但是，美國積極支持印度的核計劃而壓製巴基斯坦的核計劃，因為美國希望擁有更強軍事實力的印度將來能製衡中國的區域內崛起。
2010年底的“阿拉伯之春”席卷了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國家，但是美國對於不同的國家又再次實踐了其雙重標準：對於沙特、巴林、科威特等這些與美國有重大利益關切的國家來說，美國對現政權基本采取支持的態度；而對於利比亞、敘利亞、埃及等國，美國則采取了支持反對派和軍事介入的政策。
近段時間埃及政局的反複，從一個側麵說明了美國對於“民主”的隨機認知和多變手法。
從“雙重標準”獲得不少好處
客觀地說，任何一個國家的內政和外交都存在某種不對稱、不平衡的現象。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全世界隻有美國在擁有“雙重標準”的同時，還具備相當的能力去實踐這種標準。
“美國實行‘雙重標準’與‘美國例外論’有關。美國人一直認為其是獨一無二的，凡是有益於美國的，則必然有益於全世界。同時，美國政治也長期存在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糾鬥。而大多數情況下，國際問題要讓位於國內問題。”中歐學術連線主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義桅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美國在二戰中為世界和平貢獻了巨大力量，在戰後的全球經濟發展中也起到了發動機的作用。自冷戰結束到現在，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已開始受到其過度擴張所帶來的消極影響，關於美國是否麵臨衰落的討論也由來已久。奧巴馬政府所展開的戰略收縮和對國內經濟複蘇的重視都說明美國政府和社會認識到了這一點。
“作為一個目前缺乏有效製約的霸權國家，美國從自身的‘雙重標準’上得到了不少好處，沒有理由認為它在可預見的將來會放棄這種做法，除非遭到來自世界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的有效抵製。”李慶四說。
（摘自《瞭望東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