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政府的轉型。這是一項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工作。利益均衡這一要求，即是要在發展的基礎上兼顧公平。“公平與效率”的關係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國社會變革時期的經濟發展。如何能夠做到既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又把促進社會公平作為政府的一種基本職能，這個難題的解決與否，關係著改革開放之後整個中國的現實命運。
我國的國情是複雜的，整個國家經濟結構也是多樣的，基於對社會生產力和本身社會主義分配製度的考慮。“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一政策，就是在促進人們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同時又關注到了“分配正義”的問題。可以說這是一項有利於大多數人群的同時也兼顧理性思考的正確選擇。但是現代化的腳步日漸加快，財富積累不斷增加，這時貧富差距激劇。無論是基於我國社會主義製度本身方麵，還是從社會各階層切身利益方麵來說，都急需一種有效的保障措施的運用。這正體現於羅爾斯的差異原則和補償原則之中，雖然個人的財富的獲得是市場經濟下合理運作的必然結果，但是個人是因其運用了社會的共有資源才在分配上占了優勢。基於這一理性的思考，個人是有義務和責任對社會中其他共有這些資源的弱勢群體實施補償的。這一行為，不是被倫理道德在支配，而完全是一種社會的、關係到製度的行為。這種社會保障體製要求的不是個人的良心發現和自發性行為，而是要國家及政府以鐵腕的政治力量，形成客觀有效的製度加以執行。政府要真正轉變為一個具有管理性的，以公共服務為宗旨的有機形式。
第二，調整分配結構。既然要調整國家職能的整體形態、達到補償原則就要認真地關注再分配工作中的重要一環—稅收。稅收一方麵本著稅收為人民的理論，要認真無遺漏地進行稅收工作；另一方麵要正確地運用國家職能，將納稅人交與國家的稅金，合理妥善地再次運用到社會保障和公共基礎建設之中去。
第三，是建立市場中的利益均衡機製。現代社會經濟的多元化發展亦促使著人民利益主體多元化的發展。要積極多方麵的協調群眾的利益正麵要求，減少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衝突。要在衝突發生之前盡量地提早緩和，這就要求國家政府機關為民眾提供可容納利益表達的機製安排，以現代多元化的平麵媒體與網絡為平台。盡可能地多傾聽民眾的要求，做到真正的政府公共服務的職能。現代化的發展不會一蹴而就，更不會一帆風順，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利益也不可能全部都得到滿足，這就需要人們在社會發展中運用理性的智慧，在不斷的矛盾與調試中，創造出更加趨近於合理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
（二）重視中國文化的責任
中國現代化發展中理性思考的要求，使我們不得不正視中國特殊的現代性文化環境：作為後發外生型國家，中國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的關係如何？我們對待中國文化以及外來文化的態度如何？這些都決定著這個國家的文化信仰前景和將來的社會走向。
首先，理所當然地應批判地繼承和發揚中國的傳統文化。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曆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事實上，傳統文化中為中國古代社會建立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社會關係學說對當今社會依舊具有指導意義。不論是儒、道教的“和”的思想，還是傳統文化中的“義利觀念”可以說對於解決現代性所帶來的文化享樂主義、文化虛無主義，以至於信仰危機問題都提供了有效的參考和借鑒價值。
其次，對待外來文化的態度。現代化的發展實質上伴隨著的是信息化和全球化的進程。各種文化形態的接觸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無可否認，現代性本身即是一種西方文化的產物。我們已經無可避免地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那麼就注定要接受西方文化所帶來的文化衝擊。所謂中國文化，作為一種民族精神的載體，它不是機械的、死板的而是有機的、生長著的文化形態。
從辯證的角度來看，自外來文化接觸並進入中國文化那一刻起，兩者就已經開始了融合與互補。這一過程一定會伴隨著不順利和陣痛，但是最終我們要相信在曆史的選擇之下，必將會結出中國文化真正的累累碩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