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的青少年秉承著“娛樂至死”的精神追捧著各種類型的造星運動，它將一個非英雄變成英雄，如“超級女生”等。這些人物幾乎沒有任何意義，甚至可以說，他們就是虛無主義的明星。在現當代人們並不追尋某種最高的價值原則，需求的是能夠帶給大眾簡單、輕鬆的享樂的明星們。這種情況恰恰應驗了丹尼爾·貝爾的話：如果隻有很少的禮儀活動標誌（生死婚嫁）生命之輪的運轉，那麼又有什麼世俗文化可以隱藏太陽底下生命的灰暗呢？
（三）“文化附庸”現象
所謂“文化附庸”，是指從整個世界體係來看，第三世界處在西方文化中心的邊緣，從而出現了受文化中心的節律支配的文化模仿的現象。20世紀80年代中國出現過一波又一波的思潮、浪潮：生命哲學、存在主義和弗洛伊德主義曾經被稱為三次衝擊波，“未來學浪潮”“科學主義浪潮”也曾蔚為壯觀，風靡一時。但這些浪潮並沒有帶來創造性的新發現，隻是停留在轉述或拙劣地模仿的層次，並沒有進一步發展原來的思潮，在本土形成別具一格的傳統和流派。同樣，當前中國某些非理性主義的文藝思潮也是中了西方中心主義文化毒害，而生產與中國的社會經濟現實嚴重脫節的文化產品。薩義德“東方主義”所描述的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不平等現象在迄今為止的現代化進程普遍存在著，從而造成了文化的西方/東方、中心/邊緣、強勢文化/弱勢文化、文化生產國/文化消費國等非均衡的二元文化結構現象。同時，隨著經濟的全球化進程，由於“先發展”的優勢，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霸權正在自覺或不自覺地以潛在方式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威脅和損害。
如果說前麵幾種文化現象與經濟的現代化是息息相關的，那麼在中國的文化現象中還有一個獨特的現象，那就是前現代的、廣大農村普遍存在的無文化焦慮、無反抗的，處在文化自發自在狀態中的日常生活文化狀態。這些層麵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機都對中國的文化建設提出了新的課題。
由此觀之，在我國，文化矛盾問題非常複雜，從表麵上看，大都市時尚男女們生活於“後現代”潮流之中，但是他們容易以新的非理性取代了舊的非理性而陷入自我的迷失；城市生活的某些層麵和廣大農村的文化生存仍具有“非理性”色彩，具有經驗性、超穩定性、循環性、集體性、權力依附性。《現代化與文化阻滯力》對“城市化”表麵圖景之下深層“鄉村心靈”的揭示，對“西方化”外部包裝之內的東方文化生活的透視，明確地表達了我們中國文化矛盾的現實，當代中國的“裙帶關係、腐敗、禮俗”文化在社會日常生活中泛濫，要改變中國文化模式和結構，需要外部的思想資源提供參照，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研究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思想必將有助於搭建功破文化矛盾城池的雲梯，磨礪我們文化批判的手術刀，對我們更好地解決中國文化矛盾問題有所補益。
以目前的依法治國為例，對法治問題的考量必須穿越政治與文化之間的界限，深入到文化內部，如同費孝通先生所說：“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單靠製定若幹法律條文和設立若幹法庭，重要的還得看人們怎樣應用這些設備。更進一步，在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上還得先有一番改革。不如在這些方麵不加以改革，單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鄉，結果法治秩序的好處未得，而破壞禮治秩序的弊病卻已先發生了。”
二、應對我國文化境遇的策略
我國的現代性文化晚於其他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完備的國家，並且隨著現代性在中國的不斷深入，我們更加需要一種堅定的社會意識來支撐社會的發展。信心是比任何黃金珠寶都要可貴的東西。但僅僅依靠社會信心是不夠的，麵臨當今社會現存的文化矛盾、信仰危機，隻有擁有了穩固的社會存在基礎才能真正地消除和解決這些問題。之前所論述的不論貝爾的宗教拯救說還是哈貝馬斯的重拾理性的方法，都隻是關注到了社會意識方麵。而要應對我國現代性文化的境遇，則要從社會存在的改造和文化責任的重視這兩方麵做起。
（一）對社會存在的改造
雖然我國的現行社會體製與西方現代化國家之間有著深刻的不同，但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活學活用了西方市場經濟的運行手段，所以市場經濟的發展破壞了信仰，誘發人們追求利益多元化的負麵效應也必然影響了中國社會統一的基礎。因此應協調利益結構的均衡，建立市場的利益均衡機製，調整分配結構，實現政府的轉型，以建設起一個和諧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