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軍嚴明是我國從古到今的主流治軍思想，但郭子儀卻因時製宜，反其道而行之並取得了事實上的成功。其成功依據在於，當時國家殘破，內有反叛，外有強敵，藩鎮割據，國家對軍隊既沒有強有力的供給保障和強有力的控製，也缺少道義上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如果拘泥於常法治軍，單靠法令嚴明，就難以有效激勵將士甘冒鋒刃，舍身破敵，而必須激之以義、養之以利、酬之以官、待之以寬。具體表現為兩方麵：一是以爵酬功，提攜將才。郭子儀局量寬宏，不嫉部下之才、不掠部下之功，出以公心向朝廷推薦將才，李光弼、仆固懷恩、李懷光等當時名將重臣都有賴於他的推薦，“參佐官吏六十餘人，後位至將相，升朝秩貴位”（同上），因而部下都樂於服從他的指揮。二是因時就勢，取法乎寬，盡量考慮兵士的基本利益。當時的一個普遍做法是，為激勸士卒攻城涉險，往往答應在破城之後可以擄掠財物。這不應是名將治軍所為，很不合道義，但郭子儀基於當時的軍情軍心，也如法炮製。史臣對此基本作了正麵評價：“……臨下寬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處，必得士心。”（《舊唐書·列傳第七十》）所謂“必得士心”，不過是允許士卒擄掠而已。郭子儀這樣做情非得已，因為國家不能養卒，統軍已形成行規和陋規，不如此軍隊就難以統帶，為了驅卒與敵死戰，就不得不放鬆某些軍紀約束，采取一些不合常法乃至不合軍法國法的手段，甚至一些飲鴆止渴的手法，以達到戰勝強敵的目的。為籌集軍用物資，他還允許軍士盜掘墓葬。此外，為克服軍糧短缺的難題，郭子儀還帶頭耕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結果，“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他統兵禦敵靠的不僅是軍事韜略，重要的還有江湖手腕，正道、奇道並用，這是他比李光弼等其他名將更為成功之處。
四是待盟友以誠，激之以義，邀之以利，化敵為友，以敵製敵。安史之亂時，唐朝北有回紇、西有吐蕃，它們見到唐朝內亂迭起，都有輕慢和襲擾之心。但若與之為敵，必將內外交困，國家會迅速敗亡。而假若能與之結盟，甚或能與一方結盟，不僅能有助於平定內亂，而且能達到以敵製敵，維護邊境安全的目的。唐朝能夠平定安史之亂，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於借助了回紇的力量，郭子儀參與了借兵回紇並與其共同作戰的全過程。郭子儀深知與周邊少數民族結盟的重要性，著意與其首領進行結交。回紇人重財尚氣，他疏財仗義，廣與歡飲，結下了很好的人緣。他兩次從安史叛軍手裏收複兩京時，帶領過借來的回紇兵，在回紇人中有很高的威信，回紇人一向稱他為郭令公，表示對他的尊敬。後來，唐朝叛臣仆固懷恩詐稱唐朝皇帝和郭子儀已死，結聯回紇和吐蕃向唐朝大舉進犯時，郭子儀利用先前與回紇人的友誼，僅帶十幾人免胄進入回紇軍營，說服了回紇首領，於是唐與回紇聯兵，在靈武台西原大破吐蕃，斬首5萬，生擒上萬人。
唐德宗建元二年（781年）六月十四日，郭子儀以85歲的高齡辭世。綜觀郭子儀的一生，其忠義之節令人感佩，卓著功勳令人仰慕，無上榮寵令人豔羨，史臣評價他：“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挾憾而報仇讎，晏然效忠，有死無二，誠大雅君子，社稷純臣。”但是，也應看到，他身逢亂世，能夠功成名就，靠的不僅是忠貞的品節、雅正的風骨和純真的心地，關鍵的還有他處世如用兵，講究以正合、以奇勝的江湖智慧。強調這一點，隻是想揭示曆史背景的複雜性，以及由此產生的人的思想動機和行為方式的晦澀性，同時想說明，郭子儀這個曆史經典標本在今天具有不可複製性，他的個人榮耀也映襯了一個衰弱王朝可悲可歎的慘淡境況。盡管他的品節和功績在今天仍值得感懷，但他的江湖智慧和江湖生存方式在今天卻不能如法炮製，這是讀史者應該著意體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