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職業體育，就是商業體育。它所依據的基礎就是經濟活動，搭載的是體育文化形式，追求的目標是經濟利益最大化，實現的途徑是競賽表演。
職業體育形式不多，它有影響力的曆史階段也很短，但推行職業化的體育項目曆史很悠久，有的項目有上百年的曆史，真正職業化大多是上世紀60年代後和70年代末出現的。為什麼會是這樣？因為它是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必然產物，不來自於人的主觀意願，對豐富社會生活、穩定社會管理、提升社會財富、推動社會文化等方麵，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全運會本質上是政府體育。奧運會是國家層麵的，全運會就是省市層麵的。本質上這是一種政府的行政行為，是把政府的意誌搭載在體育文化行為上，追求的目標是政府利益的最大化，這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麵。
關於實現的途徑，國家層麵上是奧運爭冠計劃，省市層麵是全運戰略。這也是我國現階段的產物，帶有明顯的中國時代發展特征。
中國社會處於一個由過往形態向未來形態過渡的曆史階段，職業體育與政府體育的並存是一種必然，二者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互補的。對政府而言，管理部門、媒體、教育部門以至普通大眾，都要從社會發展的總體趨勢上找準各自的定位，發揮各自應有的職能和作用，在共享社會發展的成果基礎上，共同推進社會朝著既定的目標前進。
大眾文化的需求是多樣的，任何一個機構和體育形態都無法單獨滿足這些需求。因此要有不同的組織來做不同的事情，這就涉及最高行政管理層的頂層設計問題。
舉個例子，國外發達國家的職業體育是怎麼來的？其原始細胞就是社區體育、學校體育和民間的俱樂部。我國現階段有現實問題，就是沒有辦法注冊。去工商管理部門還是去民政部門？有很多政策障礙，對體育的認識有偏頗。
體育是一種大文化，它在一定曆史階段代表著非常豐富的內容。為了節儉而取消文化功能是不妥的，沒有任何意義。這種大型活動搭載了非常豐富的內容，所以各省爭辦全運會是有原因的。改革開放之後，利益再分配導致各省也需要話語權。全運會不能老在北京辦，經濟發達，要展現自己，這是一個必然的過程，不是拍腦袋想出來的，這就是舉辦地要通過競爭產生的原因。後麵是政府在博弈，利益在博弈。
政府體育把很多東西裝到裏麵去。體育是一個平台，政府要把意誌通過這樣一個平台集中地表現出來，所以全運會搞得越來越複雜，開銷越來越大，開幕式搞得越來越大膽。錢不是問題，但大眾的需求是多元化的，需要有不同的組織滿足他們不同的需求。
從職業體育和政府體育兩個方麵看，對大眾文化需要的正麵影響是應該充分肯定的。然而囿於各自的局限，無法放大和落地。雖然這兩類體育的影響有著差異，但本質上隻是渠道和程度上的區別，不是決定性的。
職業體育之所以能存在和發展，依賴的是資本的投入和收益。高端的有帆船、馬術、遊艇，中高端的像高爾夫，還有全涵蓋的如足球、籃球，各有各的市場。全運會存在的基礎同樣是政府需求。政府看中的是能提高政府形象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等等。政府選擇項目依據的是能在活動中用最少的投入，實現既定目標，而不是直接從大眾的需求出發。所以，很多喜聞樂見的項目會萎縮，一些小項、偏項辦得風風火火，每個省都有自己的優勢項目。全運越來越不好看，貓膩越來越多，這是必然結果。
職業體育相對來說好看，因為它是市場調節的，是需要人買單的，最終買單的不是企業，不是電視台，就是普通老百姓，看球的人。所以決定職業體育的是經濟的杠杆，而全運會是政府的杠杆，政府的杠杆和大眾注定要慢慢分離。職業體育形象地說是隨著你跑，你往哪兒去我就跟著你走，這是二者的區別。
社區體育、學校體育、民間的俱樂部是發達國家體育文化的根本，是職業體育和國家奧運的基礎。例如韓國，在奧運會之後設立了一項基金，政府出一部分，企業必須也拿一部分，這筆錢完全撥給社區體育。社區體育分了兩塊，一類是純普及的，一類是普及裏的高端。注冊之後，政府會給一筆錢，雖然不多，但表明了政府的態度，這是一種公益事業。
我小的時候，響應毛主席“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號召，成為受益者。每逢開學的時候，體育課都是自己選，老師和教研組來給你定。在法國，學生一個學期必須報一項體育運動，每一天先進行體育活動，體育活動結束之後才上文化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