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間，我特別幸運，淨遇上好人。一開始，我住的房子是一間小屋，黨校大房子蓋好以後，一共六套，給我分了一套，有廁所，有廚房。學校沒有食堂，幾位援藏老師一起做飯，其他幾個縣的援藏幹部，一到地區就來黨校搭夥，把黨校作為一個落腳點。大家在一起感情很深，有的是生死之交，患難之友。
教學方麵，那個地方很講政治，跟內地不一樣，黨校授課任務繁重。內地一年隻有兩三期班。阿裏一年15期，還有19期的，每期時間最長一個月，最短一個星期。業務上，因為專業比較對口，把握的度比較好，學校給我的課題都是政策性比較強，比較敏感的，比較熱門的。領導和學員反映比較好，我還被評為年度先進個人。
黨校就是姓黨，必須得講政治講政策，在少數民族集聚的地方，宗教信仰特別濃厚的地方，政治性政策性更要強。授課目的上，主旨上，時時刻刻與中央保持一致。不到西藏，不了解西藏，到了西藏，學習了西藏曆史，認識到祖國的強大。國家對西藏人力、物力、資金上的投入巨大，但還有民族問題，宗教信仰問題。在我授課過程中，總是灌輸一種思想，那就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西藏，激發他們感恩的情懷。
2007年黨的十七大召開，我就宣講十七大。2008年3 14以後，我們就走單位，到農村，宣講科學發展觀。在民族地區為什麼講無神論？在全民信教的地區講無神論很敏感，但還得大講特講。私下跟幹部交流中，了解到機關單位，受過教育的人，從內心裏還是非常感謝共產黨，認識到民主改革以來，給西藏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普通民眾從小耳濡目染，受宗教影響比較深，遇到突發事件，比如翻車、生病、天災人禍，還是會不自覺地念起六字真言。
在阿裏，我把自己定位成阿裏人，黨校人。上課去學校，下課也去。當地老師和我關係都很好。有一次腸胃犯病，輸液兩天，上課前，一位當地老師打來電話，說幫我上課。後勤打掃衛生的一位藏族婦女，名叫達珍，來宿舍看我，送我一盒冬蟲夏草，說我很辛苦，課講得好，吃了冬蟲夏草，會強身健體。黨校也經常下基層，到各縣或其他單位講黨課，由於長途奔波，有時候胃痛，但看到一雙雙渴求知識的眼睛，把教案或茶杯頂在胸口，強撐著上課。學員們對我很熱情，送來蘋果、化石、紅棗、哈達，令我感動。
我上阿裏以前，腸胃就不好，上去以後更厲害，不能喝牛奶，一喝就拉肚子。反應最厲害的是生理周期紊亂，前半年，四五十天不來一次例假，肚子脹，憋得難受。到藏醫院去看病，醫生說，生理周期縮短或延長都是女性高原病。2008年以後，一個月來兩次例假，每次一個星期左右，直到現在，回到欒城半年了，身體還特別虛弱，體重不到100斤。
3 14的時候，我和賈光正在開往拉薩的火車上。賈光和尹浩，也是河北援藏幹部，我們同在阿裏地委黨校工作。火車正點到達拉薩，應該是3月15日晚上。3月14日，我們還在火車上，就接到家人電話，說拉薩那邊出事了。第五批援藏幹部副領隊，日土縣委書記李龍，也打來電話告訴消息。我們在火車上幹著急，具體情況一點也不知道。
火車到那曲就停開了，所有旅客全部下車。當時，那曲下著大雪，天已經黑了下來。我和小賈兩個人，三個大箱子。箱子太沉，我拿不動，就站在原地看行李，他把一個箱子挪遠一點，再來挪另一個箱子。天上飄著雪花，雪地上留下彎彎曲曲的腳印和箱子的印跡。
終於搭上了一輛出租車，準備到那曲城裏住下來。司機說那曲城已經戒嚴了，菜市場還發生了打砸搶事件。我們隻能在城外一家小旅館住下來，房間裏電話響個不停，不敢接。警車在雪夜裏跑來跑去，警笛響了一晚上。援藏幹部領隊和阿裏地委黨校領導都打來電話，詢問我們情況，建議我們兩個人住一間房子，為了安全。特殊時期，我和小賈就住在一間房子裏，把箱子頂在門上。房間裏有兩張床，一人一張，衣服鞋子都沒有脫，頭痛腦脹，一晚上沒有睡著。
阿裏地委黨校書記仁青，不大清楚拉薩的情況，請拉薩黨校派車到那曲接我們，但拉薩已經戒嚴，計劃落空。經請示，領導批準我們第二天乘火車返回石家莊。次日早晨7點，打出租車到那曲火車站，這一天，是3月16日。我和賈光乘上返回內地的火車，於3月18日返回石家莊。到家幾個小時以後，接到阿裏地委通知，要求所有援藏幹部於3月20日前趕到西藏。全省援藏幹部緊急集合，有的在老家正蓋房子，有的在外地走親戚，有的在醫院輸液，有的連家都沒回，直奔飛機場。我和大家一道，於3月20日，從北京飛到拉薩，再乘汽車回到阿裏黨校。
有件事壓在我心裏可不舒服。2009年春節假期，給我愛人看病的時候，發現孩子有病，開始在石家莊看，後來到北京。心理醫生一問詳細情況，我眼淚就下來了，孩子患病的時候，正是我援藏後不久。在阿裏，有一次正要輸液，孩子給我打來電話，我沒有接，怕我哭出聲來，就給他發短信，說媽媽在開會。孩子回複，那你忙去吧。可能那個時候，孩子就患病了，很孤獨，希望我能陪伴他，跟他說說話，但我遠在阿裏。
以前都是我接送孩子，放學路上，孩子總是說個不停，現在孩子很少和我交流。知道孩子患病的時候，離援藏結束還有半年時間。給孩子轉了學校，管理上也放鬆了一些，覺得健康第一，其他都不重要。孩子也覺得我跟以前不一樣，其實我沒有什麼變化。那半年，繼續在阿裏上班，認認真真給學員上課。但內心的苦，不願意告訴別人，整宿整宿睡不著覺，通宵看電視，經常哭，怕人聽見，把音樂調到最高音，放聲大哭。
唉，女人援藏，沒有什麼不容易的，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做的都是自己應該做的，都是自己的職責。
河北省到阿裏援藏的女同誌還有五位，各有各的難處，但都嚴於律己，工作為重。劉晶在河北省教育廳工作，衣食無憂，家庭幸福，援藏期間任阿裏地區教育局副局長。父親在她援藏期間去世，兄弟姐妹為了不影響她的工作，沒有告訴她消息。後來，還是丈夫告訴了她實情，但路途遙遠，無法回家。援友們都去安慰她，每人送去500元禮金，讓她寄回老家，表示慰問。她把禮金通過郵局寄還給大家。單位上的許多藏族幹部、家屬，也紛紛慰問她，關心她。
女人援藏，快樂和艱辛並存。既然選擇，就得付出；既然熱愛，就不後悔。
二 十年前的格桑吉美
我就是王建華，十年前的2001年6月，作為技術人員，到阿裏地區人民醫院援助工作，屬於陝西省第三批援藏人員。三年後，回到西安，繼續在陝西省人民醫院工作。
三年裏，最令我揪心的是一個女孩，格桑吉美，十歲左右，患的是包蟲病。這種病我在內地沒有見過，阿裏也不多見。狗、羊或其他牲畜會患上，屬於人畜共患病。這種病大概與藏族人的飲食習慣有關係，他們喜歡吃生肉、風幹肉、酥油、奶渣等。
看見格桑吉美的時候，她肚子裏已經長滿了蟲子，眼睛清澈純潔，天使一般。死的時候，肚子一定很痛，很難受，很委屈。我不在跟前，都不知道她死的時候是什麼樣子，沒有看她最後一眼。醫院為她免去了住院費，她父親什麼也沒問，用羊皮襖把她一裹，頭都沒有回，就走了。
我是看著她父親抱走她的，心裏特別酸楚。十年了，一直記著女孩的名字。
這種事，放在內地，醫院要開會診會，分析病例，研究死亡原因，下次再接收這類病人的時候，對症下藥，避免死亡。我讓醫院開會，他們說從來都沒有開過這種會。
那個時候，地區醫院醫療條件特別差，連做手術用的手術刀片、生理鹽水，都是從阿裏軍分區借來的。呼吸機、心電監護儀、機械吻合器、B超機、CT機，要麼沒有，要麼陳舊。與內地醫院不同的是，地區醫院還吃大鍋飯，醫生看不看病都有收入。有的醫生怕擔風險，遇到難一點的病例，就讓患者轉院。阿裏離拉薩市和新疆葉城都很遠，有的病人就是死在轉院途中的。阿裏的醫護人員，對知識的渴求度普遍不高。本科以上學曆隻有兩人，有的醫護人員沒有從醫資格證，但也得上崗，人才匱乏啊。
有一位年輕的藏族醫生聰明好學，為人處世也很好，如果放在內地，一定是個人精，動手能力強，但不喜歡背病例。我把他帶到陝西省人民醫院進修了一年時間，跟我們家人處得很熟，孩子也很喜歡他。目前他在上海一家醫院進修，醫術提高很快，過年回西藏的時候，他會到西安來看我。如果他學成回到阿裏，肯定能獨當一麵，希望他為更多患者解除痛苦。
當時，有個奇怪的現象，內地許多援助阿裏項目都是樓房，樓房裏麵空空如也，設備援助很少。盡管如此，阿裏的眼科技術水平比較高，接近內地。我們的春花醫生曾經到內地和印度、尼泊爾學習過。由於阿裏地區海拔高，光照時間長，紫外線輻射強，白內障患者普遍。每年夏季暖和的時候，春花就帶上一名醫生、一位護士，到農區、牧區，把患者集中到河灘上，給患者做手術。遇到風沙天氣，紮一頂帳篷，在帳篷裏麵繼續手術，工作不間斷。有的河灘很漂亮，近處流水潺潺，遠處雪山綿延，壯美極了。一個地方做完了，又去另一個地方。春花他們的複明工程效果非常好，阿裏的老百姓都很敬重她，把她當成活菩薩。春花現在是阿裏地區醫院院長，全國政協委員。
我在阿裏做的第一台手術，確實有點驚心動魄，現在想起來，都有些後怕。到阿裏才一周時間，還在休整期，沒有正式上班，對醫院情況不熟悉。有一位患者叫次仁丹增，日土縣人。十多天前闌尾切除手術後，腹腔膿腫，醫生建議病人轉院。家屬焦急萬分，如果轉院，無疑是判死刑。這個時候，有人想到了我。我是醫生，當然不能推辭，但還沒有完全適應阿裏氣候，頭還有些暈乎。上了手術台，才知道手術器械跟陝西沒法比，落後了不是幾年，而是十年、二十年。好比開慣了飛機，忽然讓你開一輛破舊的拖拉機，哪裏都不順手，特別擰巴。連全麻技術都不具備，沒有機械吻合器，隻能人工縫合。醫護人員也是第一次跟我配合，陌生得無法想象。在內地很簡單的手術，在阿裏卻做了七個小時，從黃昏一直站到淩晨兩點。做完手術，渾身像散了架一樣，癱倒在椅子上，半晌起不來。
十多天以後，次仁丹增痊愈出院。第二年，從日土到岡仁波齊轉神山，路過獅泉河，專門到醫院看望我，還讓她兩個孩子，管叫我舅舅。
措勤縣公安局幹警達瓦次仁是個豪爽的漢子。因為喝酒過度，潰瘍出血，並伴失血性休克。送到醫院，已經很危險。沒有相應的止血藥，需要抗休克處理，首先需要大量血液，阿裏沒有血庫。公安邊防武警立即來了40名官兵，爭著搶著要獻血。其他醫護人員立即抽血、驗血、配血，我卻忐忑不安。以前做過胃切除手術，但沒有單獨做過。現在是主刀，沒有後退的餘地。夜已經很深了，無計可施，趕緊給西安的老師打電話。老師對我說，隻要患者還活著，就要搶救，推進手術室，立即手術。老師在電話裏詳細指導一番，並一再鼓勵。
手術進行得很順利。達瓦次仁出院以後，經常與我聯係，希望我到措勤做客，他要請我喝酒。
我的經曆啊，其實非常簡單。西安人，小學、中學、大學、研究生，後來讀博士，都在西安，沒有農村生活經曆。當時到醫院黨委報名的時候，領導說，終於給他解了燃眉之急，省上把援藏名額分到單位，沒有一個人報名。
我是省人民醫院普外科，年齡最小、資曆最年輕的，29歲。如果論資排輩，怎麼也輪不上我。醫院這地方，知識分子集中，競爭激烈，醫療技術與日俱增，年輕人都在技術爬坡階段，工作如果間斷，職稱、晉級都會受影響，何況一去三年。
父母和妻子反對我援藏，小孩才幾歲。嶽父嶽母很開明，對我很支持。我也覺得男子漢就應該闖蕩一番。
去阿裏以前，外界傳得很厲害，說會死人的，還說援藏的人，每人發一把槍。到那裏以後，天天問人家，怎麼還不發槍啊，人家都笑我。
桑桑鎮讓我一步跨進了阿裏的大門。
從拉薩出發到阿裏，第一天晚上到桑桑鎮，住一家小旅館，屋子裏麵氣味難聞極了，被頭髒得沒法看。門沒有鎖子，打一盆水放在門裏邊，擋住房門，避免門被風吹開。暖壺的開水一點都不燙，散發著濃濃的酥油味，口幹舌燥，卻沒有勇氣喝這樣的水。從小到大沒有經曆過這麼惡劣的環境，沒有見過這麼髒的東西，又是學醫出身，天生潔癖。同伴都睡了，我坐在床頭不睡，兩個小時以後，實在忍不住，咬咬牙，一頭鑽進被窩，倒頭就睡。這一關，終於闖過去了。前往阿裏的路好遠好長，總也到不了。司機是藏族人，風趣地告訴我們，看見烏鴉和石頭的時候，阿裏就到了。
以後，到牧區，下鄉村，再差的條件，也能將就，跟藏民一起，喝酥油茶，吃糌粑。
阿裏簡直是個奇怪的地方，那麼偏遠，那麼艱苦，大家生活得很簡單、很單純。所有人都喜氣洋洋，無憂無慮的樣子。每個人的表情坦然而輕鬆，不像內地都市人，滿臉焦慮惶恐，惴惴不安。
剛去的時候，其他援藏人員都去唱歌、跳舞、洗頭、洗腳，我不去，我說我鄙視你們，壞蛋才幹那種事。他們就說，你這個傻小子，你把我們想成什麼人啦。後來，實在沒有什麼娛樂活動，就跟他們學會了唱歌跳舞，也沒什麼不好的。
在阿裏最擔心的是，我病了怎麼辦？一旦生病，誰給我治病？援藏期間，除過對病人盡職盡責以外，還要照顧好援藏幹部的身體。嫂子們要我當好哥哥們的紀檢書記。對他們的健康，我也不能馬虎。
2011年8月，我帶著一批醫療器械和醫務人員，重返阿裏，代表陝西省人民醫院，與阿裏地區人民醫院建立友好協作醫院簽約掛牌，標誌著兩家醫院友好協作正式啟動。省醫院將在科研攻關，管理水平，技術水平等方麵，對阿裏地區醫院進行幫助。
這麼多年了，一直懷念西藏，做的夢總是阿裏的場景。如果再有援藏機會，希望再回阿裏。格桑吉美如果活著，也是20歲的大姑娘了。她那種病，按照現在的醫療條件，如果早發現，應該會治好。
三 心跳停止6分鍾
行政幹部援藏，一般會帶資金。我們這種技術援藏人員沒有資金可帶，就盡己所能，為阿裏做更多實事，為那一片我們共同熱愛的高原增加色彩。
從打算援藏開始，到援藏結束，回到原單位陝西省第二人民醫院，都有人問我同一個問題，為什麼去阿裏？我說我楊福泉年少的時候沒有當過兵，去阿裏，就算當一回兵。
說來也巧，我接診的第一位患者，就是一位軍人。他叫蔣旭，武警交通部隊第八支隊的年輕戰士，保養新藏公路時，拖拉機翻車，把他壓在了車輪底下。內髒出血，神誌不清。官兵們不知如何是好，他們的支隊長周兵是陝西人，知道地區醫院有老鄉，就來求助於我們。
傷者被送到醫院時，血壓測不出來，管子裏抽出的全是血。最危險的時候，心跳停止6分鍾，立即采取心髒複蘇措施。戰士們都來獻血，連他們的廚師，扔了勺子就往醫院跑。這令我非常感動，真正領略了軍人的風範，軍人的氣魄。因為搶救及時，脾髒切除手術順利，病人恢複得很快。
部隊為了照顧蔣旭，把他從阿裏調到南疆工作。前幾天在西安見到周兵，他還提起那件事，說在那種情況下能挽救一條生命，有點天方夜譚。
在阿裏，最令我感動的是，病人家屬對我的尊重，阿裏人對我的尊重。
有一次，一位普蘭縣的藏族男子翻車，生命垂危，家屬本來已經放棄了希望，在他人的勸說下，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將患者抬到醫院。接診後，迅速完善檢查，明確診斷。經行胸腔閉式引流，脾切除術治療後，恢複良好。他是家裏的頂梁柱，40歲，上有老下有小，看望他的親戚朋友比較多。每次我到病房查房，家屬都站起來，向我鞠躬，後退一步，有的向我吐舌頭。我知道，這是藏族人對尊貴客人的最高禮節。
單位開會，或到地區禮堂開會，我一去，大家都把前排位置讓給我。走在街上，很多人叫我楊老師好，楊大夫好，跟我打招呼，有些人我都不認識。
有一個兩歲的小女孩，父母是青海人，撒拉族人，到阿裏打工。父親在獅泉河橋頭的青藏加油站當會計，母親幫人做飯。一輛汽車加完油後倒車，沒有注意，把玩耍的小女孩拖出五六米遠。有人發現後，大喊大叫，司機才停車。孩子被送到醫院，症狀為昏迷，神誌不清，血壓測不出來，B超觀察，內髒冒血，重度肝破裂。由於出血太多，血管收縮，液體輸不進去，隻能從腿上注射液體。有的醫生說，可能不行了。女孩的父母哭得撕心裂肺，求我救救孩子，就算死馬當活馬醫。
立即進行手術。到底是小孩子家，生命力旺盛，恢複得很快。再見到女孩時，還在車前車後玩耍，我就告訴她，不敢再往車下鑽了。
2007年9月，內科有一位病危的貧血患者，血色素僅有30克/升，身體極度虛弱，需要緊急輸血。阿裏地區沒有血庫，需要家屬尋找血源來輸血，而這位藏族同胞來自邊遠牧區，在地區沒有親屬，自己很難就近找到血源。當查看患者的血型，和我一樣都是B型血時，我毫不猶豫，立即為她輸血。
在阿裏，有的醫療器械跟人一樣，也發生高原反應。CT機在內地預熱十多分鍾就能使用，在阿裏卻要預熱四五個小時，所以，醫院規定周二、周五才能作CT。采血化驗也規定有時間。我向醫院建議，醫院必須為患者服務，生命第一，患者什麼時候來，咱們就得什麼時候服務，尤其是急診病人，隨到隨治。醫院采納了我的建議。
阿裏不像內地醫院，分科詳細。在那裏，從內科到外科，從頭到腳都得看，連婦科也得看。
對醫護人員的業務培訓，也是援藏醫生的重要職責，在學術報告、論文寫作上，給予具體指導。三年來，共開展、完成手術200餘例，及多例門診手術，效果良好，解除了農牧民的切身病痛。其中，開展盆腔腫瘤切除，腹膜後腫瘤切除，膽囊切除術後膽總管橫斷，總管重建，內鏡下食道內異物取出等，填補了阿裏地區醫院的技術空白。
2009年10月，作為陝西省第五批援藏幹部的唯一代表，我被評為西藏自治區先進工作者；還被評為全國衛生係統援藏先進個人，受到衛生部表彰。同年，我被陝西省衛生係統評為優秀黨員。
其實，我為阿裏做得並不多，但得到了這麼多榮譽，是我從來沒有想到的。這也使我更加感激阿裏，珍愛阿裏。
四 壽終正寢多麼幸福
對呀，這個DVD，攝像製作都是我，王進。是我和趙新華一起走川藏公路的時候拍攝的。
當時走川藏公路的時候，還耍了個小心眼。你知道，川藏線和青藏線、新藏線一樣，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名副其實的天路。走那樣的路要擔風險，誰也不清楚會發生什麼意外，得責任自負。在家過完春節以後，要返回阿裏上班，我和趙新華同行，從西安到成都，再從成都進藏。
走川藏線是我預謀好了的。我的計劃是援藏三年期間，把三條天路都走到。趙新華想從成都乘飛機到拉薩，他覺得飛機更安全。為了讓趙新華和我同行，就對他大肆宣傳川藏線風景多好多好，但不主動動員他一道走。見他沒有乘汽車的意思，就告訴他，今天從成都到拉薩的汽車票賣完了。第二天，見他還沒有同行的打算，又說車站今天不賣票。直到有一天，趙新華主動說要與我同行，高興得我差點說出自己的陰謀。
走新藏線，搭乘的是一輛長途汽車，經過兩天兩夜跋涉，從阿裏到了葉城，覺得像到了天堂。心想喀什比葉城還好，幾個毫不相幹的乘客拚了一輛出租車，急急忙忙趕到喀什。喀什果然比葉城還好。有高大的樹木，可以洗熱水澡，吃水果，喝飲料，還吃到了新疆大盤雞。在喀什見到一位阿裏同事，特別親切，才幾天沒有見麵，就像生離死別一樣。
走青藏線的時候，感冒了，為了讓自己舒服一點，頭不至於太痛，藥量喝得大了些。到唐古拉山口，迷糊得很厲害，原來把安眠藥當感冒藥喝了。想著好不容易才到達心中向往的地方，怎麼能不拍照啊。強撐著拍照，發現其他人連車都下不了。
有一次，趙新華生病，很嚴重，需要送到新疆葉城治療。趙新華希望我陪他一起去。病情後來得到控製，沒有去葉城。但他對我的信任，是特殊環境下建立的特殊感情，很多人感受不到。在內地，同事做朋友的不多，但援藏幹部，每個人都相互信任，是一生一世的朋友，可以把生命交給對方。這是所有援藏幹部一筆巨大的財富。
趙新華在什麼單位呀，哦，忘記告訴你了。他援藏前在陝西省丹鳳縣工作，援藏後在噶爾縣任副縣長，分管教育。阿裏學校實行三包，盡管如此，還是有不支持孩子上學的家長。
有一次，牧民見趙新華又來家裏動員孩子上學，就向他扔石頭。還有一次，一個牧民拔出腰刀，威脅趙新華。同行的縣人大副主任用藏語對牧民說，他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派來的。牧民才沒有動武。
我們第三批援藏人員中，有一位叫刁曉軍，是阿裏地區檢察院副檢察長。他從拉薩開會返回獅泉河鎮，事先說好那天下午就會回來。我們知道他會回來，就在酒吧等到很晚，沒有等到。大家回去休息，到了第二天，刁檢察長還是沒有回來。我們也沒有想到去問一問，打聽一下。不知道怎麼搞的，人在阿裏會特別遲鈍，缺乏深度思維，連自己的手機號碼都記不清楚，剛剛見過的一個人，一轉身就忘記人家叫什麼名字。總之，刁檢三天沒有回來，我們誰都沒有想到他是不是出了意外，或者有人想到了，不願意說出來。直到三天以後，刁檢回來了，請大家吃飯，敬我們每人一杯酒。我們很詫異，刁檢平常是不喝酒的。這才知道，他們在戈壁灘上迷了路，失蹤70個小時。
算了吧，刁檢不會告訴你那70個小時的具體細節，他從來沒有給人說過，我們也不主動去問。一輛車，幾個人，茫茫戈壁。手機沒有信號，沒有食品，沒有水喝，狼和旱獺隨處可見。白天熱得烤人，夜晚凍得發抖。還有一件可怕的事，離國境線那麼近，誰能保證夜晚的車軲轆，一不留神會不會滑出國界。真的跑到鄰國的土地上，會造成多大的國際影響。他可是政府的官員，而不是普通的羊倌。內心的煎熬誰能想象。
那三天檢察院亂成了一鍋粥，但又不敢大張旗鼓發動人去找，把消息一直壓著。出動的幾輛車，在路上找了幾個來回，也沒有發現一點線索。多虧日土縣一位牧民發現了他們。
援藏幹部，幾乎每個人都有故事。
我援藏前在陝西省纖維檢驗局工作，到阿裏以後，在地區質監局上班。幹了一些工作，也遇到過危險，差點把命搭上，都算不了什麼。
援藏三年我不後悔，其實最大的後悔是，我把父親搞丟了。
我老家在安徽省全椒縣，大學畢業以後我留在西安工作。父親跟我們一家三口在西安生活，妻子很孝順，孩子很懂事。父親患有老年癡呆和精神分裂症，有時候，我們把他送到敬老院。2001年，我援藏以後，就把父親送回老家，跟我弟弟妹妹一起生活。2004年6月24日，結束援藏，從阿裏回到西安。而我父親於5月25日在安徽老家走失。我還沒有回到西安，就得知了消息，但不太擔心，因為以前也走失過幾次，隔幾天就回來了。但這一次，再也沒有找到。
我曾經在各大網站發過帖子，十萬元尋父王政清。如果他死了，把屍骨收回來，哪怕拍張照片也行。但從2004年到現在，一點消息都沒有。這件事，隻有幾個親戚朋友知道，每次他們見到我，問一聲有沒有消息。我搖搖頭，或歎一口氣。他們就不問了。
我弟弟說得對，他說，這輩子我們再也沒有快樂了。
確實如此，幾年來，我很少應酬，在外麵應付場麵才笑，心裏一點也笑不起來。我表妹能理解，她說我不快樂。
有時候，同事或朋友的老人去世了，我就對人家說，多好啊，壽終正寢是件多麼幸福的事。了解我家裏情況的人什麼也不說，不理解的，以為我精神分裂。
現在，我對生死看得很淡，比如地震，感覺到樓房在晃，人家往外跑，我不跑，懶得動。
我把在阿裏的感受和想法寫了一本書，名叫《走進高原》。一個讀者對我說，他讀了三次，哭了三次。有些思考，我沒有寫出來，但我妻子和舅舅讀出來了，他們最了解我的內心，知道我的甘苦。
夢回的地方
一 最是寂寞男兒身
兩股清亮亮的尿液從兩位中年男人體內射出，射向遠方，在空中畫出兩個巨大的圓弧。
兩人哈哈大笑，邊笑邊說自己尿得遠。另一個說，你尿得比我遠，可我尿得比你高，尿得高，說明威力大，那方麵能力比你旺盛。
旺盛頂個屁用，半年都沒碰過女人了，你好像也有半年了吧。
何止半年，快一年沒回家了，都忘記老婆長啥樣啦。沒有女人的日子真他媽難熬，把人得活活憋瘋，下輩子再不當男人了。男人是進攻型的，隔段時間不在女人身上發泄一下，就想殺人。
嗬嗬，你殺人試試，還沒動手，就自動繳槍了，還是好好當你的縣太爺吧。咱們一年還能回一次家，有對夫妻，丈夫在昌都工作，老婆在那曲工作，相距千裏，四五年才見一次麵。見麵以後，不好意思拉手；吃飯的時候，不好意思看對方的眼睛。
都是分居惹的禍啊。
咱還不是一球樣，家人在內地，一個人在阿裏，無聊透頂。當地幹部盼過星期天，咱援藏幹部怕過星期天，恨不得世界上就沒有星期天這檔子事。星期天太難熬了，沒事可幹，沒有人說話，不給自己找點樂子，時間咋個打發。一天刷三次牙，一次刷一個小時，上下刷，左右刷，嘴裏含著水，咕嚕一陣吐出去，繼續刷，不就是打發時間嘛。有電話打不通，電視隻有中央台和西藏台兩個頻道，電視剛打開，就沒電了，拉閘限電，咱縣上什麼時候才能不限電啊？昨晚點上印度紅蠟燭，看了一夜書，現在腦袋瓜還悶著。
怪不得今天你沒我尿得高，原來昨晚沒休息好。一會兒咱去河邊打槍玩，這一次沒有啤酒瓶當靶子，隻能打石頭。吃完飯就走，別忘了帶上自己的槍，多帶幾發子彈。
這是兩位援藏幹部的真實生活，時間在1999年左右。地點在阿裏地區某縣。
那個時候縣級以上幹部都配槍，為了打發業餘時間，他們去河邊打槍、野炊、過林卡。晚上，人少就打牌，人多就打麻將。援藏三年，都不知道打爛了多少副撲克，誰打輸了，給誰臉上畫王八。
原來全縣沒有一個廁所，撒尿不抬頭，遍地是茅房。援藏幹部來了以後，建了一個廁所，門上用藏漢兩種文字標注。藏語在上，漢語在下。年輕軍人和武警戰士，看見廁所上麵有女字，以為縣城終於來了外地女人。有意無意站在遠處觀望，終究沒有看見一個女人出入廁所。
寂寞，孤獨無處不在，以下是一位援藏幹部的日記片段，時間是2007年左右。
我在院子裏轉了一下午，直到天黑，一個人也沒有碰到。四周的山是紅的，腳下的地是紅的，一圈的圍牆也是紅的，就連阿裏人的臉龐，也是紅紅的、油油的，紅中透著黑，這裏缺少的就是象征生命的綠色。
一排兩排，兩排住房。一間兩間三間四間五間六間，六戶人家。一株兩株三株，整個院子裏，兩米以上的樹木隻有34株。地上鋪了172塊方磚。一個下午，不知道數了多少遍，走了多少個來回。它們在那裏靜靜地存在著，隻有我一個人凍著、喘著。突然，眼前一亮，不知什麼時候院子裏跑進了三隻野狗，一隻黑的，一隻黃的，一隻花的。他們在我身邊渴望地轉來轉去，可能是希望我能施舍一些吃的東西。可是，朋友們啊，真對不起，屋子裏唯一可吃的東西，是從內地帶來的幾包香煙。周圍沒有商店，沒有食堂，如果有買東西的地方，一定買最好的東西給你們吃。求你們不要走開，多陪我一會兒吧。阿黑、阿黃還有阿花，你們是這個周末，我碰見的動物界僅有的幾個朋友！
2011年3月，陝西省第六批援藏幹部，阿裏地區旅遊局副局長王斌，到遠離獅泉河鎮500公裏以外的改則縣察布鄉牛嘎修村蹲點，去了一周，回獅泉河鎮為村裏買東西的時候，與援友聚餐。
一位援友在QQ空間裏寫道：王斌變黑了，也瘦了，看著讓人心疼和不忍。他給我們說，太孤寂了，太荒涼了。
牛嘎修村離改則縣城還有90多公裏，幾乎是無人區，牧民與牧民之間相距幾十公裏，村裏隻有幾戶人家，到處展現著一幅貧窮落後的景象。不習慣吃糌粑，整整吃了六天方便麵，吃得他看見泡麵就想吐。
為了節約用水，幾天都沒有洗臉，水就像紅珊瑚一樣珍貴，是牧民辛辛苦苦跑幾裏路，馬馱人背回來的積雪和冰塊，再用牛糞燒開，水裏摻有雜質。隻要是在城市裏生活過的人，都不想喝那種水，但是在那個地方已經算很清潔的水了。村裏沒有電，手機也失去了作用，與外界完全失去聯係。聽不懂藏語，從牧民的表情看，他們很熱情，但他依然覺得自己像個聾子，處在無聲的世界裏。每天晚上天一黑，就鑽進自己的睡袋裏，耳邊是狂風怒吼，令他不安和恐懼，著急而無奈。
最近獅泉河鎮每天都刮著令人厭惡的狂風，相比之下，獅泉河的風卻是最溫柔，最安全的，也是整個阿裏地區的天堂，王斌隻能在夢裏懷念和享受了。的確，獅泉河再小也是個城鎮，有電有水，有網絡，能與外界正常聯係。我們幾位援藏幹部能呆在鎮上是莫大的幸福。但我們也失去了一次難得的人生體驗，體會不到隻屬於王斌的人生感悟。
援藏幹部之間這種心心相印，互相體恤，令人感動。
在獅泉河鎮，我見到了王斌，他對自己的艱辛隻字不提，講起老百姓的生活，感歎不已。噶一，是察布鄉牛嘎修村黨支部書記，1995年擔任支書以前，家裏有400多隻羊和100多頭犛牛，屬於村裏的富裕戶。現在已經成為絕畜戶，老伴去世，大女兒出嫁又離婚，留下兩個未成年的孩子。二女兒因患肺結核，一年四季被關在黑暗的小屋子裏。小女兒患婦科病，不能勞動。祖孫三代靠噶一一年7000元的工資生活。王斌已經幫助聯係好醫生，為噶一的女兒看病，安排孫子上學，減輕噶一的生活負擔；還盡其所能，幫助其他村民解決困難。
身體的傷痛看得見摸得著，內心的煎熬卻無法言說，許多援藏幹部對此深有體會。
一位援藏幹部對我說，在阿裏工作相對比較容易，人事關係簡單。最難的是工作以外的困擾。高原缺氧折磨身心，遠離親人，遠離朋友，遠離以前的社會關係，說不出的寂寞和思念。老西藏精神總結得精辟，剛來阿裏的時候，不理解“特別能忍耐”，現在理解了。這種忍耐不單是精神上的，更多的是身體上的。援藏幹部還好些，到時間就回內地了，按照當地人的說法，是有期徒刑，在藏幹部是無期徒刑。最辛苦的是當地幹部群眾，長期堅守西藏，一生一世都在高原，他們才是人類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