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中了進士，擔任陝西右布政史的徐節的父親徐息也是山西的大商人‘逐鹽莢之利’‘積貲巨萬’”
從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上說，東林黨人也統屬於這一階層。比如東林黨的主要領袖顧憲成,高攀龍。
顧憲成的父親，當過酒人、豆人、飴人、染人、破產之後，‘遂遷回涇裏賣漿’”，是典型的工商業者，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再看另一位高攀龍，“高攀龍祖父高材，父親高夢龍從事於經營放貸。但高攀龍過繼給祖父的弟弟高校為子，所以和父親成了兄弟關係，高校治生產米鹽，以其贏與裏中交質為什一息”，同樣是典型的工商業家庭出身。.。
事實上不僅大量文官出身於工商業家庭，而且明代許多文官本身在進入仕途以後，依然沒有放棄工商業活動。
“嘉靖年間學者唐順之指出，當時徽州‘即閥閱家不憚為賈’[200]。文學家歸有光說，當時徽州‘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賈遊於四方’”此外如“東林黨的著名人物汪文言本身就是徽州巨商”
明朝官紳經營的工商業有：。
借貸。從戈謙的《恤民疏》中，我們知道洪熙時官吏已普遍於所部內經商借貸。
質鋪，嘉靖萬曆年間的大文人，官員王世貞的父親祖父就從事這個行業，‘元美席有先業，家亦巨萬’‘一年子錢三十萬，尚不若往年也’。
官肆，這應該相當於現在的銀行，辦理存款取款業務。徐階家開有乃授之官肆。
店鋪，嚴嵩在南昌開有‘鋪店二十八間’，……，在臨川縣有‘房屋鋪店（共四十六間半）’，……，黃曾省說‘吳中縉紳士大夫多以貨殖為急，若京師乃授之官店，六郭開行債典，興販鹽酤，其術倍克於齊民’。
商業貿易，比如大學士陳文，販賣食鹽，其門生弟子稱其為閻王。較之尚晚的吏部尚書屠庸‘鬻販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輩’。民以食為天，官紳當然忘不了販米牟利。成化中，福建‘各官亦有親戚子侄原籍販米貨物’。也有販紙的：‘括蒼樊鬥山獻科，任廣東撫按巡史。居艱日，正值大造版籍，自家販紙至溫貿利’。
海外貿易，王文祿說‘……閩廣隸浙沿海大造樓舡，公行貨販，仕宦豪右為之聚藪’，陸容也說：‘近日之利，皆勢力之家專之，貧民不過得受其雇之直耳’朱紈為打擊倭寇而嚴禁海，結果被閩中鄉官林希元等人“故簇言官劾其擅殺，而是時言官莫為之申救者’，結果朱紈被罷官自殺，“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
手工業，明代紡織業空前發達“士大夫家多以紡織求利”，明朝內閣首輔徐階“多蓄織婦，歲計所積，與市為賈”，而霍韜家經營窯冶、炭鐵、木植，各有專人負責，‘歲入利市，報於司貨者，司貨者歲終谘廩家長，以知功最’還有經營印刷業的，‘近時大家多鐫活字銅印，頗便於。
種植業，戶部員外郎畢一銜‘廣置廢山，稍地種木，……而郡遂以貲饒一時’（事實上，徐光啟也曾經在天津種植大量荒地，進行農學實驗，獲得大量收入，改善了家庭經濟.）。
明代官員從事工商業活動，是所謂的官商勾結，是以權謀私，是明朝政治腐敗之表現，官員利用手中權力謀取工商業利潤，是破壞了正常工商業的發展，是損害了平民工商業者的經濟利益。同時，這些官員極力維護自己所在的商業集團的利益，他們坐擁巨額的財富，卻不肯向國家納稅，還想方設法把本該由工商業承擔的稅收責任轉嫁到已經十分脆弱的農業和農民身上。
這些官員是徹頭徹尾的國家蛀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