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金石畫派的前期驍將(1 / 3)

——吳讓之繪畫藝術及市場行情漫議

藏書論畫

作者:燕益得

黃賓虹先生不唯是一代中國畫大家,還是一代美術史論大家,他對我國畫學研究之精邃,絲毫不讓於他的中國畫創作。在黃賓虹美術史論的研究體係中,他曾提出過一個重要的概念,此即“道鹹畫學中興”。在《賓虹書簡》中有記雲:“道鹹時代畫學複興,粵中若謝裏甫、吳荷屋、宋光寶、孟麗堂,江南包慎伯、趙叔、翁鬆禪、吳齋,金石書畫別開生麵,類分群聚,卓卓標著可百餘人。”後之美史家對黃賓虹此說多有引伸發揮,將黃所列生活於嘉、道、鹹、同年間金石、書法名家的繪畫作品概稱為“金石畫派”,而這一係列的畫家又以“金石畫家”命名。“金石畫派”、“金石畫家”概念的提出與生成在我國美術史的發展進程中無疑有著重要的裏程碑式的意義。

包世臣係有清一代書學的重鎮,他主要活動於嘉道年間,他的《藝舟雙楫》流布至今,影響極大。而黃賓虹平生對包世臣書法理論至為尊崇,包之“始艮終乾”的太極圖式筆法說為黃一生遵依,是故從某種意義評價,包世臣當為“金石畫派”的先驅。《賓虹書簡》中嚐有“清之道鹹,自包安吳抉鑰六朝碑碣精神,倡言萬毫齊力,小字用腕,方寸用肘,榜書以身運背,以臂使指,以究筆法”。又謂:“中國畫訣在書訣,不觀古人所論書法不能明,不考金石文字無以知造字之源流,即不知書畫之用筆。筆法練習,畫之先務。”黃賓虹推崇“金石畫家”之畫,本質意義是對中國畫的核心語彙——“筆墨”的推崇,這折射出他作為一代美術史論大家特殊的學術敏感,即他能以一個史家獨到特殊的眼光發掘出“道鹹”諸家畫藝創作方麵的特殊內涵。

吳讓之(1799-1870年),原名廷,字熙載,因避同治皇帝諱,後更字讓之,遂以字行,號晚學居士等,江蘇儀征人。吳讓之是包世臣的入室弟子,在包世臣的書學巨著《藝舟雙楫》中專列有《答熙載九問》一章,包吳兩者間不同尋常的師生之誼由此可見一斑。包世臣書學承於鄧石如,作為包世臣的學生,吳讓之向其老師所服膺的老師取法,實在是順理成章之事。作為鄧石如的再傳弟子,吳讓之在書法、篆刻的創作上步武鄧石如的痕跡顯然是明顯的。吳讓之工五體書,尤以篆書見長。吳讓之的篆書葆有鄧石如篆書結體長勢取姿的特色,不過與鄧之篆書相較,他從主觀上有意減弱了鄧之篆書沉雄的一麵,複以一種己意強烈的婀娜輕捷之態出之,若美女嬋娟,不勝羅綺,別備一許優雅柔媚的格調,顯得飄逸而脈脈含情。吳讓之篆書作品中求巧的心態是顯見的,此為個性使然抑或為了適應其時市場的需要皆不得知。然而史載其時揚州商賈貴人皆以堂中懸掛吳讓之的篆書條屏為時尚,由此又可見吳讓之流媚篆書風格的生成約略與市場的消費習俗有所關聯。吳讓之的篆刻與其書法相合,所作往往剛柔相濟、婉暢多姿,用刀淺削輕披,前所未有,後之印壇巨子吳昌碩、黃士陵等多受吳讓之影響,獲益甚大。後人對吳讓之的書法、篆刻創作成就,褒貶向來不一,褒之者如蔣寶齡、康發祥等,貶之者如康有為、馬宗霍等,僅就其作品具體品鑒,確是優劣互見。但無論褒貶,爭議現象的存在,本身就說明了吳讓之作品的不平庸,而他予後世的形象多是光彩照人的,在既有藝術史的定論中,他已然位列晚清四大家之首,這也許就是最好的明證。

“金石畫派”或“金石畫家”的界定,最緊要的一個關節點就是位列“金石畫派”的諸畫家,皆非以畫藝初顯於世,多為金石書法名家出身,而後憑藉自身金石書法方麵的深沉素養,從一個嶄新的視角來關照繪畫創作,進之達到了黃賓虹所評價的“金石家之畫,皆渾厚奇古,得金石之氣”。吳讓之藝事完全直承包世臣,書法、篆刻創作之外又精擅小學,若論吳讓之之畫自然可將其歸為“金石畫派”或“金石畫家”。史載吳讓之知命之年後始涉丹青繪事,故號晚學居士。吳讓之於繪畫學於鄭箕。鄭箕,字芹甫,揚州人。本儒家子後習繪畫,自謂得張賜寧傳。鄭箕是揚州一地的地域性畫家,畫作流傳甚多。鄭箕作畫主要以花鳥為主,勾勒、沒骨、設色、水墨等繪畫技法運用熟練,而敷色豔麗,在審美觀上接受世俗的、民間的趣味較多,可以說他在清中期“揚州畫派”的基調上,將傳統的文人畫更趨世俗之風。吳讓之繪畫固學於鄭箕,但吳讓之的文化修養、藝術天賦、功力均遠在鄭箕之上,是故小鄭箕十歲,學畫已是五十開外的吳讓之偶一涉筆調弄丹青,境界意趣即遠在乃師之上,這說明中國畫創作的根本靈魂在乎深厚的文學修養、書法修養,舍此終難窺得中國畫創作的堂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