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果蠅到家貓再到北美野山羊，從翻車魚到靈長類的叢猴再到歐亞蜂鳥，科學家們發現很多物種中接近20%的成員是“慢性子”的，而其餘80%則是不會去注意身邊發生的一切就大膽去冒險的“急性子”。（有趣的是，如果你還記得卡根實驗室裏對高度應激嬰兒的研究，數據表明也是20%）。
如果“急性子”和“慢性子”的動物一起參加聚會，進化生物學家戴維·斯隆·威爾遜寫道：“有些‘急性子’會因為喧鬧的談話而讓別人覺得厭煩，而其他人則會抱著啤酒小聲抱怨他們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慢性子’是靦腆、敏感類型的最佳代表。他們並不會在種群中稱王稱霸，卻會觀察到、注意到那些頭領們看不到的東西。他們是聚會上聆聽不到的講著有趣故事的作家和藝術家，他們是會創造出新行為準則的發明家，而那些群體的頭領卻通過模仿他們的行為來盜取他們的發明成果。”
一份報紙或一檔電視節目曾經講述了一個關於動物性格的故事，稱在動物世界裏，靦腆是一種不得體的行為，而大膽是為了引起他人注意的行為（就像我們中間的果蠅）。威爾遜與阿倫的觀點一致，他們認為這兩種類型的動物之所以可以共存，是因為他們有截然不同的生存策略，每一種策略在不同的時間會取得不同的效果。這便是進化論中所謂的權衡理論（trade-off theory），即每一項特定的特征都不會是完全好或者完全不好的，這些特征是利與弊的結合體，根據環境的需要生存下來的價值也不盡相同。
“靦腆”的動物每餐的食量不大，對事物的需求較為廣泛，這會節省自己的精力，總是以一種局外人的姿態觀望，當捕食者來襲時往往能成功生還。而大膽的動物則會外出覓食，狼吞虎咽地進食食物鏈當中低級的食物，但當食物匱乏時，它們想要生存就麵臨更大的風險。威爾遜曾將一個金屬羅網扔進滿是小翻車魚的池塘，他說這應該是一個令小魚不安的事件，就像不明飛行物在地球著陸一樣，那些大膽的小魚會情不自禁地因為好奇而跑去查看——一股腦兒地衝進威爾遜所設的陷阱裏。而那些靦腆的小魚則明智地徘徊在池塘邊緣，這就讓威爾遜無從下手。
另一方麵，威爾遜成功地用精心設計的羅網捕獲了兩種類型的小魚之後，將他們帶回他的實驗室，那些大膽的小魚很快就適應了新環境，並且比那些靦腆的兄弟們提早整整5天開始進食。“在動物性格中，不存在單一的最優性，”威爾遜寫道，“而是由自然選擇維持下來的性格多樣化。”
另一個關於進化論中權衡理論的例子是特立尼達孔雀魚，這種孔雀魚能以一種驚人的速度調整自己的性格來適應所生活的微氣候環境。孔雀魚的天敵是梭魚。有些孔雀魚生活的環境，比如上遊是瀑布時，就不會有梭魚的存在。如果你是一條生活在如此迷人之地的孔雀魚，那你就可能會有一副大膽而無憂無慮的性子來適應這裏甜蜜的生活。而如果情況剛好相反，你的孔雀魚家族處於一個“糟糕的生活社區”，即位於瀑布的下遊，那裏自由穿梭的梭魚像巡航艦一樣來勢洶洶，那你的性格就可能格外謹慎，以防備那些壞家夥的偷襲。
有趣的是，這些差異是遺傳所得而非後天習得的，因此那些大膽的孔雀魚的後代移居到危險的環境中依然會傳承父輩大膽莽撞的性格——即使與它們謹慎的同伴相比，自己已然置身於嚴重不利的境地。雖然讓它們的基因發生變異用不了太久，但那些生存下來的後代，往往也都是謹慎小心的類型。相同的情況也發生在那些發現梭魚忽然不見了的謹慎的孔雀魚身上，它們用了20年的時間才使後代進化成那些無憂無慮的類型。
權衡理論似乎同樣適用於人類。科學家們發現，遊牧民族中那些遺傳了某種與外向型相關的基因形式的人（尤其是探求新鮮的人），要比那些沒有這種基因的人營養均衡。然而在定居人口中，那些攜帶了這種基因形式的人則會營養不良。那些讓遊牧民族足夠勇猛地狩獵、保護牲畜不被襲擊的性狀，可能會阻礙那些久坐不動的活動，比如養殖、在市場售貨，或者在學校上課。
或者這樣來考慮權衡理論：外向者的性伴侶會比內向者要多——一種所有物種都想複製自我的好事——但他們卻更有可能發生通奸情況，並且離婚也更為頻繁，這對於孩子們來說並不是件好事。外向者經常鍛煉，而內向者卻很少發生意外和創傷。外向者雖有更為廣泛的社交支持網絡，卻更容易誘發犯罪。正如榮格在近一個世紀之前對兩種類型所進行的推測一樣：“一個有較高生育率的人（外向者），在防禦方麵能力較差，個人的壽命也較短；而另外一個（內向者）會用多種自我保護手段武裝自己的人，生育率會很低。”
甚至可以說權衡理論適用於整個生物界。進化生物學家往往讚同個人一心想要複製自己基因的觀點，那種種群之中包括個人性狀可以促進群體生存的觀點爭議頗大，如果不久前你有這樣的想法，你很有可能被踢出學術界。然而這種觀點已經慢慢被廣泛接受了。有的科學家甚至推測，性狀的進化基礎（例如敏感）是一種對於同種族，尤其是家族成員所遭受的苦難表現出的強烈同情。
但其實你並不需要考慮那麼多。正如阿倫解釋的，在動物群體中，群體的生存依賴於那些敏感成員的說法是有道理的。“試想在一群吃草的羚羊中……總會有那麼幾隻時不時停下來，用它們敏銳的感覺去觀察周圍有沒有捕食者出現。”阿倫在書中寫道，“有這類敏感而警覺的成員存在的群體會生存得更好，從而繼續繁衍下去，於是在群體中又會有新的敏感個體出現。”
人類和動物又有什麼不同呢？我們需要我們的埃莉諾·羅斯福，正如一群羚羊需要那些敏感的成員一樣。
區分動物種群除了“靦腆”與“大膽”、“急性子”與“慢性子”之外，生物學家有時也會用“鷹派”和“鴿派”對某一物種進行分類。比如，大山雀鳥中有些比較好鬥的個體，這個例子常常出現在國際關係學課堂上作為案例分析。這種鳥以山毛櫸堅果為食，在那些堅果匱乏的時候，正如你所想象的，那些“鷹派”的雌鳥在食物競爭中獨領風騷，因為它們很快進入了搶奪堅果的決鬥之中。然而在山毛櫸堅果豐收的季節裏，那些“鴿派”的雌鳥會獲得更優質的食物——值得一提的是，這些“鴿派”的雌鳥往往都是好媽媽——它們在堅果大戰中表現得要比“鷹派”雌鳥好，因為那些“鷹派”雌鳥把時間和精力都花在食物稀缺季節的堅果爭奪戰中了。
而對於大山雀雄鳥來說，情況剛好相反。這是由於雄鳥在生活中的任務不是尋找食物，而是守衛領土。在食物稀缺的季節，很多大山雀鳥因饑餓而死去，叢林中就有了充足的空間。而這些“鷹派”的雄鳥，在堅果豐收的季節就陷進了同“鷹派”雌鳥同樣的陷阱之中——它們抖擻羽毛開始戰鬥，在每一場血戰中浪費了寶貴的資源。然而在好的時節，當築巢領土之戰愈演愈烈的時候，這些“鷹派”的雄鳥就因為之前的爭鬥退出了有利的競爭舞台。
在戰爭或者恐慌年代——相當於對大山雀雌鳥而言的堅果稀缺季節——我們所需要的似乎就是那種好鬥的英雄。但是如果人類全部都是武士，那沒有人會注意到那些悄無聲息蔓延的潛在致命威脅，比如病毒性疾病或者氣候變化，更不用說戰爭了。
前美國副總統戈爾引領了長達數十年的運動，以喚起人們對於全球氣候變暖的關注。很多方麵的證據都可以證實，戈爾是個內向者。“如果一個內向者出現在一個上百人的記者招待會或會議上，那麼他的表現會比實際的水平低。”戈爾的前助理說，“戈爾在每次會議結束之後都需要休息。”戈爾承認，他的技能對政治演說和演講毫無用處。“大多數政治人物會從熱烈的歡迎、握手中獲得能量，”戈爾說，“而我的能量則需要從對問題的探討中獲得。”
但是，如果將對於思考的熱情和對於細微之處的關注結合起來——兩者皆為內向者的共同特征——你就會獲得一個非常強大的組合。1968年，當戈爾還是哈佛大學的一名學生時，他選了一位很有影響力的海洋學教授的課，課上教授講述了燃燒化石燃料引發溫室效應的一些早期證據。戈爾豎起耳朵，認認真真地聽著。
戈爾努力告訴別人他所知道的這一切，但是他發現沒有人在意，仿佛他們壓根兒聽不到正在他們耳邊敲響的警鍾一樣。
“20世紀70年代我進入國會的時候，我幫助組織了第一次關於全球變暖的聽證會”，他的話讓人回想起奧斯卡獲獎影片《難以忽視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影片中最讓人記憶深刻的一幕場景，是戈爾孤獨地拉著他的行李箱穿過午夜機場的身影。戈爾真正感覺困惑的是居然沒有人對此加以關注：“我確實以為並且確信這個故事足以引起國會對這個問題態度上的巨大變化。我以為他們會覺得震驚，而事實上，他們根本沒有。”
如果戈爾那時了解卡根和阿倫的研究，或許他對同事們的反應就不那麼意外了。他甚至會用他對人格心理學的領悟來促使他們關注這個問題。對於國會，他倒是可以大膽地假設，是由全美最不敏感的人組成的——這些人如果曾經是卡根實驗中的孩子，那麼他們應該就是那些見到奇裝異服的小醜和戴著防毒麵罩的陌生女人都不會多看一眼的類型。還記得卡根實驗裏內向的湯姆和外向的拉爾夫嗎？是的，參與國會的都像拉爾夫——國會就是為拉爾夫這類人而設計的。這個世界上大部分的湯姆都不願意把自己的時間花在計劃宣傳和以遊說為名的閑談上。
那些拉爾夫類型的人成為國會議員是再合適不過了，他們精力充沛，無所畏懼，有說服力，但他們可能不會因為一張遙遠冰川上出現裂縫的照片而有所警覺。他們需要一些更強烈的刺激來引起他們的注意。這就是為什麼戈爾最終會同具有廣泛影響的好萊塢聯手來發布自己的信息，因為好萊塢能把他的警示包裝成具有特殊效應的影像作品，於是便有了這部《難以忽視的真相》。
戈爾親自上陣，用自己天生的專注與勤奮，不知疲倦地宣傳著這部影片。他到全美數十家電影院與觀眾見麵，並且接受了無數家電台、電視台的專訪。在全球變暖這個問題上，戈爾的態度非常清晰，要回避自己的政治家身份。對於戈爾來說，將自己沉浸於一個複雜的科學難題中是理所當然的。全情投入一個問題而不是像踢踏舞一樣從一個主題跳到另一個，也成了理所當然之事。連對民眾講話的主題都變成了氣候變化：拋開自己政治候選人的身份以後，在全球變暖這個問題上，戈爾與民眾之間形成了一種剪不斷的聯係，這也讓戈爾本人充滿了魅力。因為這個問題對他來說，不是關於政治或性格的，而是關於對他良知的召喚。“這個問題是關於我們賴以生存的家園的，”他說，“當我們的地球拋棄我們的時候，誰還會去關心究竟是誰當選呢？”
如果你是個敏感的人，你可能會習慣去假裝自己更像一名政治家，不要凡事都過分小心，或者假裝自己一心一意地專注於手頭上的工作，而事實上的你並非如此。然而，在這個章節中，我想讓你重新思考一下這個觀點。如果這個世界上沒有像你這樣的人，我們便會不複存在。
再回到沃克溪牧場以及那些敏感人群的聚會上來，外向理想型以及其首推的“酷”在這裏已經完全沒有市場。如果說“酷”意味著低度應激，可以觸發一個人的膽識和冷漠，那麼這群聚集於此來見伊萊恩·阿倫的人可真是一點兒也不酷了。
這裏的氣氛呈現出驚人的安靜，因為這太不尋常了。這種氣氛你在一個瑜伽課堂上或者在佛教寺院裏能找到，隻是這裏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宗教觀或世界觀，有的隻是共同的性情。在阿倫演講的時候，這一點就很容易能看出來。她通過長期觀察發現，當她在一個坐滿了高度敏感人群的房間裏講話時，氣氛要比普通的公眾聚集地更寂靜也會得到更多的尊重，而這一點在她的演講過程中完全契合。這種氣氛一直持續到聚會結束。
我在這裏聽到了最多的“您先請”和“謝謝”。我們在一家露天的咖啡館用餐，餐桌是一張長長的夏令營風格的公共桌子，人們都投入到急切地尋找話題的過程中。你會聽到很多一對一的有關親密話題的談話，比如童年的經曆、成年後的愛情生活，以及一些社會問題，諸如衛生保健和氣候變化，卻很少能聽到那種搭訕性質的對話。人們都仔細聆聽對方的講話，並且若有所思地予以回應；阿倫曾指出，敏感人群往往會以一種輕柔的語氣講話，因為這正是他們希望別人同他們交談的方式。
一位名為米歇爾的網頁設計師身體前傾坐著，仿佛是在一場假想的狂風中支撐住自己的身體，她觀察到：“在世界其他地方，當你表達一個觀點時，人們可能會去討論，也可能不會。在這裏，你表達了一個觀點，有人會問‘那是什麼意思呢？’。而如果你問其他人這個問題，他們也會作出回答。”
活動的組織者斯特裏克蘭觀察到，並不是不存在那些閑談，隻是這部分閑談沒有出現在對話的開始，而是出現在了末尾。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會把這種閑談當成一種放鬆的方式以發展某種新的關係，一旦進入自由自在的感覺之後就會開始一些嚴肅的交談。而敏感的人似乎剛好相反。“他們隻有在彼此熟絡之後才會有些閑談。”斯特裏克蘭說，“當那些敏感的人處在能讓他們培養出真實感的環境中時，他們就會像其他人一樣開懷暢談了。”
第一晚我們來到臥室，在一個類似宿舍的樓中安頓下來。我本能地反應是：這本來是我要讀書或睡覺的時間，可是卻會被人從床上揪起來玩枕頭大戰（夏令營的一貫作風），或者加入一場喧鬧而無聊的喝酒遊戲裏（大學歲月的慣例）。而在沃克溪牧場裏，我的室友是一位27歲的秘書，她有一雙又大又圓的眼睛，夢想有朝一日成為一名作家，她很樂意把晚上的時間花在安安靜靜地寫日記上。這一點倒是正合我意。
當然，這個周末並不完全是放鬆的。有些人表現出悶悶不樂的樣子，有時這種自顧自的政策會隨著每個人都各行其是而變成了孤獨的狂歡。事實上，有那麼一種我們稱之為“酷”的社會行為，我就開始想，是不是該有人出來開開玩笑、插科打諢、拿點朗姆酒出來調節情緒呢？
事實上，我雖然希望感受到敏感者的氣息，但也同樣享受與那些神經大條之人的相遇。我很高興身邊有那麼多“酷”的家夥，而且在這個周末我由衷地想念他們。我開始對自己低聲呢喃，讓我感覺可以哄自己入眠。我在想，其他人內心深處是不是也感受到了這些呢？
那個長得像亞伯拉罕·林肯的軟件設計師湯姆告訴我，他的前女友總是向朋友和陌生人敞開家門。她熱衷於冒險：她喜歡新的食物，喜歡新鮮的性體驗，喜歡結識新的人。他們之間始終不合適——湯姆一直渴望自己的另一半能夠專注在他們兩人的關係上，少花一點時間在外麵的花花世界，而最終他同一個這樣的女子組成了美滿的家庭——然而，他依然覺得與前女友在一起的時光非常快樂。
就在湯姆講述自己經曆的時候，我也感受到了自己對遠在紐約的丈夫的思念。肯不是個敏感的人，或者說“敏感”這個詞跟他差了十萬八千裏。有時這是很讓人沮喪的：如果我被某件事情觸動，流下了同情或焦慮的淚水，他也會為之所動，但是如果我總是這樣下去他就開始不耐煩了。當然我也知道，他這種強硬的態度未嚐不是為我好，而且我發現他的陪伴能給予我源源不斷的快樂。我愛他自然散發出的魅力，我愛他永遠都有有趣的事情可以講，我愛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每一件事情上、每一個他愛的人身上，尤其是我們的家。
而我最愛的是他表達同情的方式。肯大概有些強勢，一周的氣勢甚至比我一輩子的加起來還多，但他卻用它來為別人說話。在我們相識之前，他在聯合國任職，穿梭於全球的各個戰區，他的任務是就戰俘和被拘留者的釋放問題進行談判。他會走進散發出惡臭的監獄，麵對那些胸前綁著炸彈的軍營指揮官，直到他們同意釋放那些未成年的年輕女孩和遭強奸的受害者。經過多年的工作，他卸任後將自己的所見所聞寫了下來，他的書中、文章裏充滿了憤怒與傷感。他不是以一個敏感之人的角度來進行敘述的，而是以一個胸中充滿人文關懷之人的角度來進行描寫的，同樣，他喚起了很多人的憤怒。
我以為沃克溪牧場會讓我渴望一個高度敏感的世界，在那裏所有的人都輕言輕語，沒有人會隨身帶根大棍子。而事實卻恰恰相反，它讓我更加渴望達到一個平衡。我想，伊萊恩·阿倫會把這種平衡說成是我們的自然狀態，至少在印歐文化中，她的研究已然被分為“勇士王者”和“祭司智者”、行政機構和司法機構，以及大膽而簡單的羅斯福和敏感而認真的埃莉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