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倫對於高度敏感人群的描述聽起來就是在講埃莉諾·羅斯福本人。事實上，在阿倫首次發表她的研究成果以來的幾年間，科學家們發現，當讓那些初步以基因圖譜確定的敏感或內向的人（那些帶有從獼猴身上分離出的5–羥色胺轉運蛋白變異基因的人，詳見第5章）進入功能磁共振成像儀，然後給他們看一些驚恐的麵孔、事故現場、殘缺的屍體以及汙染的風景照片時，他們的杏仁核——大腦中扮演處理情緒這一重要角色的部分——會變得異常活躍。阿倫和其他科學家們還發現，當敏感人群看到正在經曆強烈情緒的人的臉時，他們大腦中掌管移情與控製強烈情緒的部位會比其他人更容易被激活。
這也就是說，像埃莉諾·羅斯福這樣的人，會情不自禁地去體會他人的感受。
1921年，羅斯福患上了小兒麻痹症。對他而言，這是一個可怕的打擊，他考慮退出政壇，回歸平凡的生活。而在他康複期間，埃莉諾一直代他延續著同民主黨之間的聯係，甚至同意在一項黨內籌款會議上致辭。她很害怕公開演講，在這方麵做得也不好——她的聲音很尖利，而且在錯誤的時間發出了緊張的笑聲。但她為這個項目專門進行了培訓，最終演講順利過關。
此後，埃莉諾依然對自己很不自信，但她也著手去處理她身邊的社交問題。她化身成婦女問題的領袖，並且與誌同道合的人組建了聯盟。到1928年羅斯福當選紐約州州長的時候，埃莉諾也成了民主黨婦女運動辦公室的負責人，是美國政界最有影響力的女性。此時此刻，她同富蘭克林真的成了合作夥伴，他的才幹加上她的良知。“我對社會情況的了解程度，可能比他還要多一點。”埃莉諾回憶起當時的情況時帶著特有的謙遜，“但是他對政府了如指掌，也知道如何利用政府來改善社會環境，而且我覺得我們開始對這個團隊合作有了一些概念。”
1933年，羅斯福當選美國總統。那時正值美國“大蕭條”最嚴重的時期，埃莉諾開始了環美之旅——3個月的時間，她走了40000英裏——聽普羅大眾訴說他們的疾苦。人們向她敞開心扉，用一種從來沒有過的對當權者的中肯態度傾訴著。對富蘭克林來說，她成了窮苦民眾的代言人。她結束旅行回家，總是會告訴富蘭克林一路上的所見所聞，並且督促他做實事。她幫助政府協調阿巴拉契亞救助饑餓礦工的計劃實施，她催促羅斯福將婦女和黑人都納入計劃之列，讓人們能盡快返回工作，她還幫助瑪麗安·安德森在林肯紀念堂舉辦了演唱會。“她一直提醒他那些可能會在繁忙的工作中忽略的問題，”曆史學家傑夫·沃德說，“她一直以高標準來要求他。任何一個見過她緊鎖雙眉對他說‘現在，富蘭克林，你應該……’的人，都不會忘記那一幕。”
那個曾經靦腆的姑娘，從一個對公開演說充滿了恐懼的人，變成了一個愛民如子的偉大女性。埃莉諾成了美國曆史上第一個召開記者招待會的第一夫人，她還在國際會議上致辭、寫報紙專欄並在電台談話節目上出現。之後的職業生涯中，她作為美國駐聯合國代表，用她那不同尋常的政治技巧和來之不易的堅韌，贏得了《世界人權宣言》的通過。
她並沒有因為成熟而克服自己的弱點；終其一生，她都飽受著她所謂的黑暗“格麗塞爾達情緒”的折磨（格麗塞爾達是中世紀的一位公主，她是個沉默的人），並且痛苦地想要“讓臉皮變得像牛皮一樣厚”。“我覺得那些靦腆的人永遠都是會害羞的，但是他們會學著如何去克服這種情緒。”埃莉諾說。但也正是這種敏感性，讓她很容易同勞動人民打成一片，也正是這種敏感，讓她如此認真地成為勞苦大眾的代表。羅斯福當選總統時，正值美國經濟大蕭條的初期，後來人們永遠緬懷他的憐憫之心。然而事實上，是埃莉諾讓他知道了美國人當時有多少疾苦。
敏感與良知之間的關係，一直是人們研究的熱點。來看一下這個由發展心理學家格拉日娜·科漢斯加所做的實驗。一個女人遞給孩子一個玩具，告訴他要好好保管不要弄壞，因為這個玩具是她的最愛。這個孩子鄭重地點點頭表示同意之後就開始玩玩具，沒過多久，玩具就變成了兩半——這當然都是設計好的劇情。
那個女人看起來很沮喪，並且大哭了起來，她傷心地喊著：“哦，天哪！”然後，她等著看這個孩子會怎麼做。
實驗證明，有一部分孩子會因為他們（應該）的過失而感覺到比其他人更為內疚。他們會移開自己的目光，抱著雙臂，結結巴巴地懺悔，還會把自己的臉埋起來。我們不妨把這些孩子視為最敏感、最高度應激的類型，那些感覺最內疚的孩子最有可能是內向者。他們對所有的經曆都表現得異常敏感，既有積極的經曆也有消極的經曆，似乎既對女人的傷心感到悲傷，也因為自己做了錯事而感覺焦慮。（如果你對此還有疑惑，實驗中的那個女人很快帶著修好的玩具回到房間，讓孩子知道他沒做錯什麼，但他依然表現出了悲傷的神情。）
在我們的文化中，“內疚”通常是一個肮髒的詞，但也可能是搭建良知的一塊積木。這些高度敏感的孩子因弄壞了玩具而引發的焦慮，會為他們構建下一次避免弄壞別人玩具的意識。科漢斯加說，這些孩子在4歲時，不太會像同齡人那樣撒謊或者破壞紀律，即使是在他們明知道不會被抓到的情況下。等到他們六七歲的時候，他們的父母更有可能會覺得他們有較高的道德特征，比如移情等。一般情況來說，他們也不太會出現行為問題。
“產生影響的是適度的內疚，”科漢斯加寫道，“這種適度內疚可能會促成日後的利他主義、個人責任感、在學校的適應行為、和諧、能力，以及與父母、老師、朋友之間親社會的關係。”這是一項尤為重要的個人特征，特別是在這樣一個年代裏。密歇根大學2010年的一項研究表明，當年的大學生與30年前相比，移情的特征下降了40%，而2000年是一次明顯的驟降。（研究人員推測，這種情況的出現與社會化媒體、電視真人秀的盛行，以及社會上的“激烈競爭”分不開。）
當然，有這些特征並不意味著那些敏感的孩子就是天使。他們也像其他人一樣有自私的傾向，有時也會表現出冷漠和敵意。阿倫說，當他們被消極的情緒所控製時，比如羞愧或焦慮，他們會完全無視他人的需要。
對這些經曆相同的接受程度，可能讓高度敏感人群覺得生活艱辛，但同時也幫助他們構建了良知。阿倫講到了兩個故事，一個是關於一個敏感的少年試圖說服自己的母親去救助一個他在公園裏遇到的無家可歸的人；另一個故事則是說一個8歲的小女孩不僅會在自己感覺尷尬的時候哭泣，也會在同伴被取笑時抹眼淚。
我們從文學作品中可以很好地了解到這類人，可能因為那些作者本身就是敏感而內向的。他“不像其他男人一樣有無數張麵孔，他隻有一張，就用這一張臉走過了一生”，這是小說家埃裏克·馬爾帕斯故事中的主角，那是個沉默而聰明的作家，小說名為《漫長之舞》（The Long Long Dances）。“別人不幸的遭遇深深打動了他，也讓他的生命充滿了美好：感動他，然後迫使他不得不拿起筆，把他們寫進故事裏。他在山間行走的時候被感動，在聽舒伯特即興曲的時候被感動，坐在扶手椅上看晚間新聞，拋頭顱灑熱血的戰士成了9點新聞的主角，這一切都讓他動容。”
說這種人“臉皮薄”本來是種比喻，但事實證明，它能表達的意思其實相當字麵。在很多實驗中，研究者通過皮膚導電測試來測量人的性格特征，記錄人們在麵對噪音、強烈的情感波動和其他刺激時的流汗程度。高度應激的內向者排汗較多，低度應激的外向者則排汗較少。他們的皮膚從字麵上來說就是“比較厚”，不易受刺激，觸摸起來比較涼。事實上，部分科學家稱，這便是我們社交中“酷”這個概念的來源；你越是低度應激，就說明你的皮膚越厚，你就越酷。（順便提一下，反社會的行為就處於冷酷的最極端，那些人的喚起程度極低，皮膚導電性極低，焦慮感也極低。有些證據還表明，反社會的人杏仁核是受損的。）
測謊儀從某種角度來說也是進行皮膚導電測試的，其原理是說謊會引發焦慮，而焦慮則會讓人不自覺地發汗。我讀大學的時候申請去一家珠寶公司做暑期兼職，在申請過程中，我必須接受謊言測試。進行測試的房間又小又昏暗，地板上鋪著油氈，給我做測試的是個瘦瘦的、點著煙吞雲吐霧、黃黃的皮膚上滿是痘痕的男人。他先問了我一些簡單的問題：我的名字、地址等等，來建立我皮膚的基本導電水平。之後的問題就變得深入，而考官也變得嚴厲起來：你有沒有犯罪前科？是否偷過東西？有沒有使用過可卡因？問到最後這個問題的時候，考官直直地盯著我。事實上，我從來沒有接觸過可卡因，但是他的樣子看起來就像是我用過一樣。他臉上那一副指控的表情，就像是老練警察的把戲：他們告訴犯罪嫌疑人他們手上已經有確鑿的證據，對方已經完全沒有否認的餘地了。
我明明知道他是錯的，可我還是覺得我有點臉紅了。很顯然，最終測試反饋顯示我在可卡因這個問題上撒謊了。很顯然，我的皮膚太薄了，它居然會響應欲加之罪！
我們通常認為“酷”是一種態度，你戴上一副太陽鏡，手裏端著一杯飲料，顯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態度。但或許我們隻是沒有隨機選擇這些社交配件。或許我們選擇墨鏡、放鬆的肢體語言以及酒精作為一種表征，恰恰是因為它們可以掩飾神經係統的高速運轉。墨鏡可以防止他人看到我們的瞳孔因驚訝或恐懼而張大；我們從卡根的研究中可以得知，放鬆的軀幹是低度應激的一個標誌，而酒精則會消除我們的顧慮並降低我們的喚起水平。你去看一場橄欖球比賽，如果有人遞給你一罐啤酒，人格心理學家布賴恩·利特爾就認為：“他們其實是在對你說：‘嗨，來一杯讓你外向的東西。’”
年輕人可以本能地理解生理上的“酷”。柯蒂斯·西滕費爾德的小說《預科生》（Prep）用不可思議的精準描述，探討了青少年在寄宿學校中的社交禮儀，小說的主人公李更是出人意料地被學校裏最酷的女孩阿斯派絲邀請去她的宿舍。李首先注意到的是阿斯派絲的世界裏充滿了感官刺激。“從門外就能聽到震撼人心的音樂，”李指出，“白色的聖誕燈亮著，房間所有的牆上高高掛滿了這些聖誕燈，在北麵的牆上，她們還掛了一條巨大的橘黃色與綠色相間的掛毯……我感覺自己受到了過度的刺激，而且有些隱隱的不快在心頭盤旋。那間我和室友共用的房間顯得是那麼安靜而平和，我們的日子也過得那麼安靜而平和。我疑惑的是，阿斯派絲生來就這麼酷嗎？還是有人教她的？姐姐還是堂兄？”
運動員文化也把這種低度應激的生理傾向稱為酷。對於美國早期的宇航員來說，心率低意味著低度應激，這是種地位的象征。美國第一個進入地球軌道的人是約翰·格倫中校，後來他也參選過美國總統，有著令人羨慕的升空時極為緩慢的脈搏（每分鍾僅110次）。
然而，那些身體不夠冷靜的人或許會在社交方麵創造超乎我們想象的價值。一個口氣強硬的測試者靠近你，臉與臉之間的距離隻有一英寸，還要問你有沒有用過可卡因，這時你的臉變得通紅，這可以被稱為某種社會凝聚力。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由科裏內·戴克領隊的一組心理學家要求60多名參與者閱讀一些對不道德事件或者尷尬事件的報道，比如從車禍現場驅車逃逸、將咖啡灑到別人身上等等。然後這些參與者會看到肇事者的照片，照片上的人有以下4種表情：羞愧或尷尬（低頭及垂眼），羞愧或尷尬加上臉紅，無感情色彩，或者無表情加臉紅。最後他們要對這些肇事者的同情心和值得信賴的程度進行評估。
結果顯示，那些臉紅的肇事者要比其他人獲得更積極的評價。這是因為臉紅表現出了對他人的關心。正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學家達謝·凱爾特納，這名積極情緒方麵的研究專家在《紐約時報》上所寫的：“臉紅持續兩三秒以上就意味著他（她）在說‘我對此很在乎，我知道我有違社會準則’。”
事實上，讓高度應激者最痛恨的臉紅問題——它是不可控的——會在社交中變得有用起來。“因為臉紅這個現象是不能通過意誌來控製的。”戴克推測道，“臉紅是尷尬這種情緒最地道的表現。而尷尬，按卡根的觀點來說，是一種道德方麵的情緒。尷尬體現了一個人的謙虛、謙遜，以及避免衝突和實現和平的願望。它不是被孤立的人感覺羞愧的表征（人們在羞愧時最容易臉紅），而是凝聚人類的力量。”
凱爾特納追溯了人類尷尬情緒的起源，發現很多靈長類動物發生爭鬥之後都會試圖進行一些彌補。它們時而會做出一些當我們感覺尷尬時會做的動作：看向遠方，這意味著承認自己的行為並且有意識地想要停下來；低頭，這意味著蜷縮起自己，縮小自己的尺寸；或者緊閉雙唇，這是一種自我克製的表現。凱爾特納寫道：“這些行為在人類中間被稱為‘奉獻行為’。”事實上，凱爾特納在解讀人類麵部表情方麵可謂訓練有素，他曾經研究過那些道德英雄，比如甘地，並發現他們的微笑都是淡淡的，眼睛也都不會直直地望著你。
在凱爾特納撰寫的著作《人性本善》（Born to Be Good）中，他甚至認為如果他要在閃電約會中用一個問題來選擇他的配偶，那他要問的就是：“你最近一次尷尬的境遇是什麼？”然後他會很仔細地觀察對方有沒有出現咬嘴唇、臉紅和轉移目光的表現。“這些尷尬的元素是人們對於他人尊重的一種稍縱即逝的表現，”他寫道，“尷尬解釋了一個人對於牽連彼此的規則的關心程度。”
換句話說，你應該弄清楚你的另一半是否在意他人的意見。事實上，在意太多總比漠不關心要好。
無論臉紅有多少好處，這種高度敏感的現象著實帶來了一個明顯的問題。高度敏感人群要怎樣在如此嚴酷的進化過程中為自己爭得一席之地呢？如果大膽和主動是正常行為準則（正如我們平日裏所見的），那麼為什麼在數千年前的人口中，這些敏感的類型沒有像橘黃色的青蛙一樣被淘汰呢？你可能會像《漫長之舞》中的主人公一樣，比坐在你旁邊的人更容易為舒伯特的即興曲所感動，你可能會比其他人更不願意看到那些血肉橫飛的鏡頭，而且你也可能就是那些以為自己弄壞了別人的玩具而害怕地蜷縮起來的孩子，但是，進化卻不會嘉獎這些行為。
或者說，進化確實會嘉獎這些行為？
伊萊恩·阿倫對此就頗有想法。她相信高度敏感性之所以會作為一種性狀保留下來，並不是因為自身的原因，而是因為伴隨這一特征出現的仔細和深思熟慮的性格特質。“‘敏感’或‘應激’這一類型可能會表現出‘三思而後行’的特點，”她寫道，“從而會避免涉險、失敗以及精力浪費，這就需要一個獨特的神經係統以觀察和檢測到細微的差異。這是關於‘孤注一擲’還是‘三思而後行’的選擇。相比之下，那個積極的策略（另一種類型）會被優先選擇，即使是在信息不完整和帶有隨之而來的風險的情況下——通常不會考慮太多，因為‘早起的鳥兒有蟲吃’並且‘機會隻有一次’。”
事實上，阿倫所認定的一部分敏感人群帶有27種屬性相關的性狀，但並非全部如此。也許他們對光亮和噪音很敏感，但對咖啡或疼痛並不敏感；也許他們對感知方麵的一切都不敏感，卻是個深沉的思想者並有著豐富的內心世界。也許他們壓根兒都不是內向者——據阿倫統計，敏感人群中隻有70%是內向者，而餘下的30%是外向者（這組人比你認為的典型的外向者更關注他們的低潮和孤獨）。阿倫推測，這是由於敏感性是作為一種生存策略的副產品而出現的，你需要其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來讓你的策略變得有效。
阿倫的這一觀點有大量的證據支持。進化生物學家認為，每一個物種都是為了適應一個特定的生態區位而進化的，而且對於這種生態區位來說存在一種最優行為準則，那些偏離這種最優準則的成員最終會瀕臨死亡。然而，研究發現，並不僅僅在人類中間存在“等待時機”和“說做就做”之分。在動物王國中，超過100個物種也大致可以進行這樣的劃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