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你改變了我的生活，”他對卡根說，“我一直都在埋怨我的母親，而現在我覺得自己就是高度應激的人。”
那麼，我內向的性格是遺傳了父母的高度應激性，還是遺傳了他們的行為，抑或兩者兼而有之？之前對於雙胞胎的遺傳數據研究已經證明，內向–外向這一性狀隻有40%-50%是由遺傳因素決定的。這就意味著，在人群中，平均有一半的內向–外向傾向是由基因控製的。說得再複雜一點，可能會有很多基因共同決定了這個性狀，卡根的高度應激理論可能隻是引發內向的多種生理方式之一。同樣，“平均來說”這種說法也是不準確的。50%的遺傳率並不意味著我內向的性格就是一半遺傳了我的父母，或者我跟好朋友之間一半的外向差異就是基因決定的。我的內向可能完全來自於基因，或者與遺傳沒有任何關係——更有可能是一些深不可測的基因和經曆組合的結果。卡根說，要問這種性狀究竟來自先天還是後天，就如同問暴風雪究竟是溫度引發的還是濕度引發的一樣。正是這兩者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才有了如今的我們。
我想，大概是我問了一個荒唐的問題。可能關於先天和後天在性格的形成中所占比例這個謎團遠不及像“你先天的性情是如何同環境和你的個人意誌相互作用的”這類問題來得重要。那麼到底是不是性情決定命運呢？
一方麵，根據基因–環境作用理論，那些遺傳了某些性狀的人傾向於尋求生活經曆來強化這些性狀。舉個例子，對於那些低度應激的孩子來說，當他們還是嬰兒的時候就不會對危險進行提防，那麼在他們長大之後，他們會對更危險的事物掉以輕心。“他們爬幾次圍欄之後就會變得麻木，繼而去爬屋頂。”心理學家戴維·呂肯發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他們會經曆各種各樣其他孩子不會去做的事情。查克·耶格爾首名突破音障的飛行員）能從轟炸母機中走向火箭船，還要按下操控按鈕，這不是因為他天生就跟我不一樣，而是因為30年來，他的性情促成了他這種工作方式，從爬樹到從事更危險、更刺激的活動。”
相反，那些高度應激的孩子則更有可能發展成為藝術家、作家、科學家和思想家。因為他們對於新事物的厭惡會讓他們花更多時間在熟悉的或動腦子的事情上，而這些事情基本都是在大腦環境中進行的。“大學是內向者的天下。”密歇根大學兒童與家庭研究中心主任、心理學家傑裏·米勒說道，“對於這些生活在校園裏的人來說，用大學教授的刻板印象來描述再合適不過了。他們喜歡讀書，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比想法來得更讓人興奮了，而且這些還跟他們對於時間的安排、何時起床等密切相關。如果你花太多時間在閑逛閑聊上，那麼你讀書和學習的時間就會變少了。你的一生隻有那麼多時間，不會多一點兒也不會少一點兒。”
從另一個方麵來講，任何一種性情都會有無限的發展可能。低度應激的嬰兒、外向的孩子，如果在一個安全而細心的家庭環境中長大，就很有可能成為偉大而卓有成就的人物，比如當今的理查德·布蘭森和奧普拉。有的心理學家則稱，如果這些孩子得不到很好的照顧，或者遇到了一個糟糕的鄰居，他們最有可能變成惡霸、少年犯或罪犯。呂肯曾經提出過一個頗有爭議的議題，他說精神病人同英雄“有著相同的基因分布”。
這種讓孩子們獲取是非觀的機製，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許多心理學家認為，孩子們形成良知和教養的過程，其實就是在他們做一些不合適的事情時被監護人指責，久而久之形成了其價值觀。責備會讓他們感覺焦慮，而焦慮又是一種難受的心理狀態，因而他們學會了去避開那些反社會的行為。這也就是所謂的規範父母行為的內部準則，其核心就是焦慮感。
可是，如果一部分孩子，正如那些極低度應激的孩子，要比其他人不容易感到焦慮呢？通常情況下，讓這類孩子形成正確的價值觀，最好的方式就是給他們樹立積極的榜樣，將他們無畏的心理轉化為積極的行動。一個低度應激的孩子在冰球比賽時作出了合理衝撞，那他就會獲得隊友的稱讚。而如果他滑行距離太長，或者跳起來進行衝撞，那他就屬於非法衝撞，並會被罰下場。久而久之，他就會學會明智地處理有風險的動作了。
再來想象一下，如果這個孩子在一個危險的鄰裏環境下成長，經常會參與到一些有組織的體育活動或其他可以建構其莽撞性格的活動中，那他就很有可能墮入違法犯罪的泥淖中。有些生活不幸的兒童可能會遭遇問題來襲，究其原因，並不完全來自生活的貧窮或忽視，還有可能是由於其魯莽而大膽的性情。
那些高度應激兒童的命運同樣受製於其所處的環境，甚至可能比平常的兒童更易受環境影響，這個觀點源自戴維·多布斯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的一篇精彩的文章，他提出了一個突破性的新理論——“蘭花假說”（the orchid hypothesis）。這個理論認為，很多孩子就像蒲公英一樣，可以在任何環境中生存。而有些孩子，包括卡根研究中所提到的那些高度應激類型，則更像是蘭花：他們很容易枯萎，但是在適宜的條件下，就會茁壯成長。
傑伊·貝爾斯基是這種觀點的主要支持者，同時是倫敦大學心理學教授和兒童關懷專家，他認為這些孩子的神經係統的應激性，使他們迅速服膺於童年的逆境中，但反過來講，這樣的神經係統也會使他們在良好的成長環境中獲益良多。換句話說，蘭花兒童更容易被其經曆所影響，而這種影響既包括積極方麵的也包括消極方麵的。
科學家們很早之前就發現，高度應激人群的性情中夾雜著危險因素。這部分孩子在麵臨生活中的挑戰，比如婚姻問題、父母過世或遭受虐待時，表現得尤其脆弱。與同齡人相比，他們麵對這些問題時，往往會表現出絕望、焦慮甚至越來越羞澀。事實上，在卡根定義的高度應激群體中，有1/4的兒童在經受不同程度的“社交焦慮症”，這是一種長期的內向自閉。
近期的科研成果表明，這種危險因素同樣存在有益的一麵。換言之，性格中的敏感與優勢其實是不能分割開來的。那些在良好的家庭教育、啟蒙教育以及穩定的家庭環境中成長的高度應激的兒童，與那些低度應激的孩子相比，出現情緒問題的概率要低，而社交技能方麵則要強一些。他們總是善解人意，樂於助人，也長於合作。他們善良而勤奮，對冷漠、不公以及不負責任的事情感到不安。他們總能把自己重視的事情做得盡善盡美。貝爾斯基告訴我，這類人通常不會成為一班之長，也不會成為校際演出中的明星，卻不乏這樣的情況：“有些人可能會成為班幹部，而其他的人采取的形式則可能是做好自己的功課或者做一個討人喜歡的人。”
高度應激性格中好的一麵已經開始在科學家的專著中出現，雖然這些綜合性的研究如今隻是剛剛起步。其中，有一項有趣的發現同樣也在多布斯發表於《大西洋月刊》的文章中提及，這項發現的主角不是人類，而是有著與我們95%相似基因的獼猴，它們不僅從基因上講是我們的近親，在社會結構的複雜性方麵也與我們非常相似。
在這些獼猴身上，也可以說是在我們身上，存在一種5–羥色胺轉運蛋白基因，其作用是協助羥色胺的正常傳導，作用於神經遞質，並間接影響人的情緒。這種基因的特殊變體或者其等位基因，有時也會被稱為“短”等位基因，被認為與高度應激和內向的性狀相關，兩者的關係就像那些生活艱難的人易患抑鬱症一樣。當具有類似等位基因的幼猴被放置在相同的壓力情境下時——在某個實驗中，有些幼猴被帶離母猴然後當成孤兒飼養——它們傳導羥色胺的能力比那些具有長等位基因的幼猴經曆相同的處境時的傳導能力要弱（由於存在抑鬱和焦慮等危險因素）。而這類幼猴如果是在母親的照料下成長，那麼它們在主要的社交任務中，如尋找玩伴、建立聯盟以及處理衝動等方麵，與長等位基因的兄弟表現得基本相同，甚至會出現略優的情況——即使它們是在相似的安全環境中長大的。它們往往會成為隊伍中的領導人，同樣，其羥色胺的傳導也更有效。
這項研究的執行者斯蒂芬·索米曾經預測，這些高度應激的獼猴獲得成功的原因是它們將大量的時間用於觀察而非參與到群體之中，從而吸收了更深層次的社會生存法則。（這個假設對於那些高度應激兒童的父母來說可能有道理，因為他們也看過自己的孩子徘徊在同伴周圍默默觀望，這種觀望有時會持續數周甚至數月，之後才會成功地融入群體之中。）
而在人類的研究中，人們發現攜帶羥色胺基因的短等位基因的女孩，如果是生活在充滿壓力的家庭環境中，其患抑鬱症的概率要比那些攜帶長等位基因的女孩高20%，而如果在穩定的家庭環境中成長，這種概率則要比長等位基因攜帶者低25%。同樣，那些攜帶短等位基因的成年人在麵對壓力的時候，會比其他人表現出更明顯的焦慮，而在平靜的日子裏，他們的焦慮情緒就要少很多。4歲左右的高度應激兒童會在道德困境中表現出比其他孩子更多的親社會傾向，但是隻有在母親始終以溫和的態度來教育孩子而不是以斥責為主的情況下，這種差異才可能會持續到5歲時。研究還發現，那些在支持性環境中成長的高度應激兒童要比其他的小孩抗感冒，也更抗其他呼吸道疾病，但如果他們成長的環境中充滿了壓力，那麼生病的概率就會很高。5-羥色胺運轉蛋白基因的短等位基因，同樣也與各種認知方麵的出色表現緊密相關。
這些研究發現如此激動人心，值得一提的是，這都是最近的成果。成果雖然顯著，但也許並不意味著驚人。心理學家接受的訓練是治愈係的，因而他們的研究自然就將焦點放在了問題和病理之上。“用比喻的手法來說，它仿佛水手們忙於尋找可能威脅到行船安全的水位線以下冰山的延伸，其實這也是明智的。”貝爾斯基如是說，“但他們卻忽視了，隻要登上冰山頂峰，也許就能沿著滿載冰塊的大海，繪製出冰山延伸的大致情況了。”
“那些高度應激兒童的父母真的是太幸運了。”貝爾斯基告訴我，“他們投資在孩子身上的時間和精力，確實會讓情況變得不同。父母不要把孩子們當成在逆境中易碎的瓷娃娃，而應該把他們視為可塑之才——當然，可能是往壞的方麵發展，同樣也要向好的方麵看。”他描述了這種高度應激兒童最理想的父母類型：可以讀懂孩子的暗示並且尊重孩子的個性；對孩子的要求是溫和而堅定的，絕對不會給孩子下苛刻或是敵對的要求；鼓勵求知欲、提高學習成績、延遲滿足和自我控製；不苛刻，不忽視，也不會出爾反爾。能做到這些的家長自然是了不起的，但是這些對於培養一個高度應激的兒童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貝爾斯基說，即使我們說蘭花兒童具有一定的承受挫折的能力，就以離婚為例，在通常情況下，也會給蘭花兒童帶來更大的傷害：“如果父母之間總是爭吵，還把孩子夾在中間，看著吧，這個孩子慢慢就會形成屈服的性格。”但是，如果離婚後的父母依然可以融洽相處，能給孩子提供成長所需的其他心理營養，那麼即使是蘭花兒童，也能健康地成長。
我想，如果大多數人都能明白這條信息的靈活性，那麼孩子們就都能擁有無憂無慮的童年了。
然而，在解答我們是誰、我們要成為誰等問題上，我們同樣希望另一種靈活性的存在。我想有規劃自己人生藍圖的自由。我們對於自身的性格，也想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比如對於公開演講的懼怕。除了我們與生俱來的性情，除了我們童年那些幸運的經曆之外，我們同樣想要相信，我們——作為成年人的我們，也可以重塑自我，獲得我們想要的那種生活。
問題來了：我們能做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