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這些孩子神經係統的敏感性似乎不僅與能注意到可怕的事物有關，也與平常的事物有關。高度應激的孩子對於人和事物所持的態度被心理家們稱為“警覺注意力”（alert attention）。他們在作決定之前一定會比其他人斟酌更久，在選擇前，會來回打量對比很久。他們似乎覺得——有時是有意的，有時是無意的——觀察越深入，他們從這個世界上獲取的信息量就越大。在卡根一係列早期的研究中，他讓一組一年級的孩子來玩一組視覺匹配遊戲。他先給每個孩子看一張坐在椅子上的泰迪熊的照片，然後又給他們看了6張類似的照片，其中隻有一張是完全匹配的。那些高度應激的孩子要比其他人花更多的時間在所有的備選圖片上，而他們選擇正確的概率也更高一些。之後，卡根又讓這組孩子玩文字遊戲，他發現這些高度應激的孩子同樣比那些衝動的孩子讀得更準確。
高度應激的孩子也會對他們注意到的事物思考和感受得很深切，並且總能在每天的經曆中發現更深層次的差別。這一點表現在不同的方麵。如果這個孩子是社交導向的，那麼她可能會花很多時間來思索她眼中的他人——為什麼賈森今天不願意同別人分享自己的玩具，為什麼尼古拉斯不小心撞到了瑪麗會讓她如此生氣。如果他有某種特定的愛好，例如猜謎、畫畫、建造沙堡，那麼他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通常精神會格外集中。研究同樣表明，如果一個高度應激的孩子不小心弄壞了別人的玩具，她會比低度應激的孩子感受到更為強烈的內疚和懊悔。當然了，所有的孩子都會感知周圍的環境和情緒，但是，那些高度應激的孩子似乎能夠感知得更多一些。科學記者溫妮弗雷德·加拉格爾在一篇報道中寫道，如果你問一個7歲左右的高度應激孩子，應該如何同朋友分享一個令人垂涎的玩具，他通常會給出一個複雜的策略，比如“按照姓氏的首字母排序”。
“對他們來說，把理論應用到實踐中就難多了。”加拉格爾寫道，“因為他們敏感的特質和精心的安排，對於嚴苛的校園生活來說並不適用。”在下一章裏，我們就會看到這些特質——警覺、細微之處的敏感、複雜的情緒等，這一切都可能成為被我們低估的力量。
從卡根的苦心記錄中可以得出，高度應激性是內向性格的一種生物學基礎，然而他的發現並不完全有效，因為這些隻能對我們感覺到的事物進行證實。卡根的某些研究甚至掉進了境界文化（the realm of cultural ）的泥淖。例如，他認為，基於他的數據，高度應激性與部分身體屬性也存在關聯，比如藍眼睛、過敏、花粉症等，高度應激群體通常也比其他人群在體形上要偏瘦，而且麵部較窄。這樣的結論未免失之投機，不禁讓人想起了19世紀從人的頭蓋骨形狀來占卜其靈魂的做法。但不管這究竟準確與否，它確實是個有趣的現象，我們在虛構或安靜、或內向、或智慧的人物形象時，都會在其身體特征上予以表現。似乎這些生理傾向都已經深埋在我們文化的潛意識之中了。
以迪士尼電影為例，卡根及其同事認為，迪士尼動畫的製作人在創作動畫人物時，不知不覺領悟到了高度應激性的真諦。他們所創造的敏感的人物形象，如灰姑娘、匹諾曹（Pinocchio）和迷糊鬼（Dopey）都是藍眼睛，而那些傲慢的角色，像灰姑娘繼母家的姐姐們、愛生氣（Grumpy）以及彼得·潘則都是深色的眼睛。在很多圖書、好萊塢電影裏，甚至是電視節目中，那些人物角色往往在遭遇讓人涕淚俱下的不幸後奮發圖強，有點對社交應酬不知所措，卻在內在思維方麵比如吟詩作賦或天體物理學等方麵天賦斐然（就像伊桑·霍克在《死亡詩社》中的角色）。卡根甚至認為有些男人喜歡皮膚白皙和藍眼睛的女人，是因為他們潛意識裏就把這種形象定義為了敏感的類型。
另外一些關於性格的研究同樣認為外向性格和內向性格是有生理基礎的，甚至是基因決定的。而最常見的一種來分析究竟是天生決定性格還是後天養成性格的方式，就是比較同卵雙胞胎和異卵雙胞胎的性格特征。同卵雙生是由同一受精卵分裂而來，因而具有完全相同的基因，而異卵雙生則是來自不同的卵細胞，因而平均隻有50%的相同基因。因此，如果你通過雙胞胎來測量內向或外向水平，並且發現同卵雙胞胎比異卵雙胞胎存在更多的相關性——這也正是科學家們在一次又一次的研究中所證實的，即使這對雙胞胎在不同的家庭環境中長大——你就有理由說明這種特征是受基因控製的。
這些研究中沒有一個是完美的，可結果卻始終表明，內向和外向就像其他主要的性格特征，如隨和和自覺性，確實約有40%-50%由基因決定。
然而，生理學對於內向的解釋真的是充分的嗎？當我第一次讀到卡根的《蓋倫的預言》時，我激動得難以入眠。從這部本中，我看到了我的朋友、我的家人，還有我——事實上，簡直就是整個人類——通過靜態神經係統反應這麵鏡子，整齊有序地劃歸了出來。這仿佛就是幾個世紀以來對於人類性格之謎的哲學探究，引領了此刻如此清晰的科技之光的閃耀。最終，關於這個先天與後天的問題有了一個簡單明了的解答——我們先天預設的性情，強有力地塑造了我們成年之後的性格。
可事實真的就這麼簡單嗎？我們真的可以將內向和外向性格簡單歸結到天生的神經係統上嗎？我認為我是繼承了高度應激神經係統的人，可我的母親說我小時候卻是一個很安靜的小孩，不是那種會對一個爆破的氣球哭號不止的類型。我是個會瘋狂地自我懷疑的人，可我卻有一股勇氣深埋在我的信念之中。每當我初次走進一個陌生的城市，我都會感到莫名的恐懼和不安，可是，我卻對旅遊癡迷不已。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非常羞澀，可是如今我已經走出了那個困境。還有，我不認為這些矛盾是不尋常的；很多人在性格中都有著不和諧之處。而人們都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不是嗎？再來看看自由意誌，是的，我們不能控製我們是誰，可是我們能決定我們要成為誰。
我決定私下拜訪卡根教授來搞清楚這些問題。我對卡根教授的尊敬不僅因為他的研究發現讓人覺得信服不已，還因為他在先天–後天這個論題上所代表的分量。他的職業生涯開始於1954年，那時他所持的觀點是“後天養成性格”，這是當時隨著科研機構建立所衍生出來的觀點。當時，這種“性情天生”的觀念是一顆政治炸彈，引發了納粹優生學的恐怖和白人至上的種族觀念。相比之下，孩子就像白紙一樣，他們有無限的可能性，那麼以他們為基礎呼籲國家的民主就成為了可能。
然而隨著研究的進行，卡根也改變了自己的觀點。“我曾經深陷於我所得出的數據。”他說，“性情這個東西，要比我想象中的、比我情願相信的還要強大。”他早期對於高度應激兒童的研究發現發表於1988年的《科學》雜誌上，並使“性情天生”這種觀念得以廣泛流傳，部分原因就是他“後天養成家”的聲譽很高。
如果有人可以幫我解答“先天–後天”這個問題，我希望那個人會是卡根。
卡根帶我去了他在哈佛大學威廉·詹姆斯大廈的辦公室，我剛坐下來，他就先問了我幾個問題，態度雖不至於說是不友好，但絕對百般挑剔。我以前想象中的他應該是彬彬有禮的，像是從動畫裏走出來的穿著白大褂的科學家，手裏拿著裝有化學試劑的試管，從一個試管裏倒進另一個，直到發出“嘭”的一聲。現在呢，蘇珊，你該從你的夢境裏醒來了。這個人可不是我腦海裏溫文爾雅的老教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的書中充滿了人文關懷，並自我描述為一個焦慮、容易受到驚嚇的男孩，而事實上我發現他簡直就是咄咄逼人嘛。我用一個他所反對的假說作為背景問題，拉開了我們訪談的序幕。“不是，絕對不是！”他暴跳如雷，好像我沒坐在他對麵一樣。
這樣一來，我性格中高度應激的那一麵被他激發了出來。我向來是輕聲細語的，可此時此刻，我不得不提高我的分貝了（在我們談話的錄音中，卡根慷慨激昂，而我的氣勢明顯就弱了很多）。我意識到我開始蜷縮了，這就是高度應激的一種表現。當我發現卡根也意識到這一點時，我覺得有些不安——他一邊說，一邊點頭示意，他指出，很多高度應激的人都成了作家，或者從事一些知識分子相關的工作：“你的職責就是關上門，拉上窗簾，然後做你的事情就是了。你把自己包裹起來，就不會遇到那些無法預測的事情了。”（出於同樣的原因，卡根說，那些文化背景較低的人，就成了檔案管理員或者卡車司機）。
然後，我又提到了一個我認識的性格慢熱的小女孩。她遇到陌生人時並不會上前與他們攀談，而是靜靜地觀察他們；他們一家每個周末都會去海灘，可是她卻用了幾年的時間才敢把腳趾伸進大海裏。我認為這個女孩就是個典型的高度應激者。
“你錯了！”卡根教授表示反對，“任何一種行為都不隻有一個起因。這一點永遠都不要忘記！對於那些慢熱的孩子來說，不錯，從數據上看，他們中間確實有更多的高度應激者，但同時，這種慢熱也有可能是3歲半之前的生活方式造成的。對作家和記者來說，他們想看到的就是一對一的關係——一種行為，一個原因。可是，你要意識到有一點非常重要，對於行為來說，比方說慢熱、害羞、衝動等等，都是多種因素造成的。”
他舉了很多由於環境單一或敏感的神經係統可能造成內向性格的例子，比如某個孩子可能喜歡對這個世界有些新的認識，那麼她就有可能花很多時間來思考。健康問題也可能導致一個孩子的內向性格，他會去考慮自己的身體裏發生了什麼。
我恐懼公開演講的原因大概也是如此複雜。我的恐懼是因為我是一個高度應激的內向者嗎？或許不是吧。很多高度應激者熱衷於公開演講和演出，又有很多外向者會怯場；公開演講在美國的“可怕事物排行榜”上名列榜首，比起對死亡的恐懼更甚。造成公開演講恐懼症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幼兒教育中所受的挫折，這跟我們的個人經曆緊密相關，而與先天的性情毫無瓜葛。
事實上，這種對於公開演講的焦慮，可能是人性中最原始而典型的部分，並非僅限於我們這種與生俱來的高度應激神經係統。據社會生物學家E·威爾遜的論著所言，人們提出了一種理論，認為當我們的祖先還生活在大草原上的時候，凝視就隻意味著一件事情：我們被某個野生動物盯上了。當我們想到自己要被吃掉了，我們還會自信地站在原地嗎？不會，我們會逃跑。換句話說，千百萬年的進化讓我們本能地遠離傷害，而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會錯把觀眾的目光當成捕食者眼中明顯的欲望。畢竟觀眾們所期待的可不隻是讓我們站在原地，而是希望我們能表現得更輕鬆自然一些。這種生物學和協議之間的衝突，也是演講會變得如此困難的一個因素。這也就是為什麼把觀眾想象成一絲不掛也不能消解演講者的緊張情緒——因為一頭赤裸的獅子同樣是危險的。
但是即使所有人都可能把觀眾錯當為捕食者，人和人之間觸發戰鬥或逃跑反應的閾值也不盡相同。觀眾們眼中的威脅要到什麼程度才會讓你覺得像是要對你發起突襲了？這種感覺在你登台之前就有，還是剛好有些好事者的搗亂行為，觸發了你腎上腺素的分泌？如果你是個高度應激者，那麼在你講話的時候，聽眾們無聊的歎息和玩手機的情境，就會很容易讓你皺眉。而事實上，研究證明，內向者要比外向者更懼怕公開演講。
卡根告訴我，他看過一位科學界的同行在會上作了一次很棒的演講。事後，這位發言者邀請卡根一起用餐。卡根欣然接受了，這位科學家告訴卡根他每個月都有一次演講，盡管他有能力在講台上侃侃而談，可他還是很緊張，正是因為讀了卡根的文章才讓他有了一個巨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