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在促進麵對麵的小組工作上的作用，簡直就是諷刺。因為早期的互聯網充當的是中介的角色，用以聯係那些內向的個體——同法拉爾和克龍堡所描述的那種享受孤獨的領導者基本相似——讓他們聚集在一起顛覆和超越那些尋常的解決問題的方式。據一項1982-1984年間的研究顯示，絕大部分最早的計算機愛好者都很內向，1229名研究對象是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的計算機專業從業者。“開放的資源會吸引內向者，這是一個從科學上講得通的真理。”一位矽穀的顧問及軟件開發商戴夫·史密斯說。他所指的是通過向網絡公眾開放源代碼，並允許他人複製、改進和傳播的方式來生產軟件。許多人的動力源於渴望投身於開拓應用更廣泛的產品，並希望他們的成就能夠在看重的領域裏獲得認可。
然而，最早的開放式源代碼的創作者並不在共享式的辦公區域工作，他們甚至都不在同一個國家生活。他們的合作都發生在互聯網中，這一點值得注意。如果你把那些創建了Linux的人聚集到一起，把他們安置在一個巨大的會議室裏待上一年，並且要他們開發一個新的操作係統，那就要懷疑會不會有像Linux這樣具有革命性的係統產生了——至於原因，我們將會在本章的以下部分進行探討。
心理學家安德斯·埃裏克森從15歲起學習國際象棋。在這個方麵他比較在行，於是他覺得在午餐時間的象棋比賽中，他可以完勝其他同學。直到有一天，班裏棋藝最差的一個男孩開始場場告捷。
埃裏克森對此感到很疑惑。“我是真的想了很多，”他在同《一萬小時天才理論》的作者丹尼爾·科伊爾的一次訪談中回憶道，“為什麼那個我曾經輕易擊敗的男孩，如今會如此輕鬆地戰勝我？我知道他在學習，他還會去國際象棋俱樂部，但是究竟發生了什麼？真相又是什麼？”
正是這個問題推動了埃裏克森的整個職業生涯：那些卓越的精英如何在他們所從事的領域中變得如此偉大？埃裏克森為了探尋這個問題的答案，在多個領域都進行了研究，包括國際象棋、網球和古典鋼琴。
在一個著名的實驗中，埃裏克森及其同事比較了三組西柏林音樂學院小提琴專業的精英。研究者讓教授將學生分成三組：“最棒的小提琴家”的A組，這一組學生最有可能成為國際獨奏演員；“優秀的小提琴家”的B組以及意在將其培養成小提琴老師而非表演家的C組。然後，他們采訪了這些學生並要求他們詳細記錄其時間分配。
研究者從這三個小組中發現了極大的差別。三個小組參與音樂相關活動的時間完全相同，即每周超過50小時，他們也有相同的課堂時間。但是，兩個最優秀的小組將他們大部分音樂相關的時間用於單獨練習：相對於A組的每周24.3小時，或者說是每天3.5小時，C組隻有每周9.3個小時，即每天1.3小時。A組將“單獨練習”視為他們所有音樂活動中最重要的部分。精英音樂家——甚至是那些在樂團裏演奏的人——將小組練習同獨奏練習相比，簡直就可以稱之為“休閑”了。
埃裏克森及其同事從其他的專業演奏者身上，也發現了“孤獨”體現出的類似效果。例如，“認真獨立練習”是國際象棋比賽中對選手而言最為重要的技能；而大師級的象棋選手，通常要在他們最初學習下象棋的10年間花上5000小時——幾乎是中級選手5倍的時間——來獨自鑽研象棋。大學生當中，隨著時間的推移，那些善於獨自學習的學生要比那些做小組學習的人能學到更多東西。即使是那些團體項目的精英運動員，也會花更多的時間用於單獨練習。
孤獨究竟有什麼魔力？埃裏克森告訴我，在許多領域中，隻有當你是一個人的時候，你才能真正投入到所謂的“刻意練習”中，他認為這正是取得傑出成就的關鍵。當你刻意去練習的時候，你會發現那些知識或者任務是超出你能力所及的，因此，你要努力去提升你的表現，監督你的進程，並且隨時作出修正。練習部分如果未能按照以上的標準進行，那麼不僅效用不大，甚至適得其反。它們會加強現有的認知機製，而不會對此作出改善。
刻意練習最好獨自進行，其原因如下：它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其他人可能會分散掉一部分注意力；它有深度的動機需求，而這種動機往往是自我產生的。然而最重要的是，這其中包含著對你性格的極大挑戰。埃裏克森告訴我，隻有當你是一個人的時候，你才能“直麵讓你覺得有挑戰的部分。如果你想在你所從事的工作上有所突破，那你就要成為產生這種變動的人。想象在一個小組的集體裏，你即使是那個推動了這種變化產生的人，也隻能起一小部分作用”。
想要了解刻意練習的實際行動，我們隻需要參看斯蒂芬·沃茲尼亞克的故事就足夠了。“家庭自釀”的會議是激發他設計出第一台個人電腦的催化劑，但是知識的積累和工作習慣也從另一個角度讓這個設計的出現變成了可能：沃茲尼亞克從孩提時代就已經開始了工程上的“刻意練習”。（他認為想要在某個領域成為真正的專家，就要花近一萬個小時的時間來進行刻意練習，因此，如果從小就進行這種訓練，就會比較受用。）
在他的自傳裏，沃茲尼亞克說他在孩提時代就對電子學產生了強烈的興趣，並且在無意中闡述了埃裏克森所強調的所有刻意練習的元素。首先，存在一個激發機製：他的父親是一名洛克希德（Lockheed）公司的工程師，他教育沃茲工程師可以改變人們的命運，而且工程師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其次，沃茲說，他在建立自己專長的時候可謂舉步維艱，因此他參觀了無數的科技展會：
我從中獲得了一個貫穿我職業生涯的最重要的中心能力——耐心。我說這些是很認真的。耐心往往會被人們所低估。我的意思是說，在各種項目中，從三年級到八年級，我明白了學東西要按部就班，也明白了如何把那些電子設備組裝起來而不會搞壞它……我學會了不要太在意結果，而是在我關注的步驟上專心致誌，並且要盡我所能將手頭上的工作做到最好。
第三，沃茲通常是獨自一個人工作的。這一點在選擇中並不是必要的。同很多傾向於技術性的孩子一樣，他在初中的時候，也曾經在初入社會的階梯上摔了一個大跟頭。當他還是個小男孩時，人們都會稱讚他在科學上的才能，但是他初中時，似乎沒有人關注這一點。他討厭閑聊，而且他的興趣似乎與他的同伴們都不同步。一張那時拍的黑白照片上，沃茲的頭發剪得短短的，看上去愁眉苦臉的，但卻自信滿滿地指著他在“科學節上獲獎的加減法計算器”，那個計算器是一個盒子模樣的小發明，纏滿了電線還帶著按鈕。然而那些年的尷尬處境並不能阻止他對夢想的追求，相反，也許正是這些挫折孕育了他的夢想。沃茲說，如果不是因為他太過內向而不願意外出，他就不會學到那麼多電腦方麵的知識。
沒有人願意選擇這種苦不堪言的青春期，而事實是，沃茲青少年時期的孤獨，以及一心一意專注的事情最終成了他終其一生所熱愛的事業，這便是典型的創造力非凡之人。心理學家米哈裏·奇克森特米哈伊在1990-1995年間作了一項研究，研究對象是91名在藝術界、科學界、商業以及政治領域表現出卓越創造力的人，他們當中有很多人都在青春期階段處於社會的邊緣，從某種程度上講，原因就是“非常感興趣或專注的領域對於同齡人來說都太不可思議了”。那些在社交中如魚得水的青少年往往不會花太多時間用於獨處，也就很難培養自己的才能，“因為練音樂或者學數學所要求的那種孤獨恰恰是他們最害怕的”。想必大家都很熟悉那位《時間的皺紋》（A
Wrinkle in Time）的作者馬德琳·英格，她有60餘部作品流傳。馬德琳說，如果不是因為小時候一個人把時間都用在閱讀和思考上，她壓根兒不可能成為一名如此大膽的思想家。當查爾斯·達爾文還是個孩子時，他很容易就能交到朋友，可相比於此，他倒是更喜歡一個人獨自散步。（他成年之後也沒有什麼不同之處。他在婉拒著名的數學家巴貝奇邀請他參加晚宴時說：“我親愛的巴貝奇先生，我萬分榮幸您寄給我的晚宴邀請函，但我恐怕要讓您失望了，因為在晚宴上我不得不麵對許多人，而這些人中，有很多是我對其發誓說自己從不參加社交活動的。”）
然而，這些傑出的表現並不僅僅基於我們所構建的刻意練習，它還需要合適的工作條件。而在當今的工作環境中，這些變得格外不容易。
做顧問的好處之一就是可以近距離地感受許多截然不同的工作環境。湯姆·德馬科是大西洋係統協會顧問團隊的主要成員，在他的職業生涯中，他已經見識到了不勝枚舉的辦公室，他注意到，有些辦公場所安排得更加密集。他很想知道的是，這些社交活動會在工作中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為了探尋答案，德馬科與他的同事蒂莫西·李斯特設計了一項研究，名為“編碼戰爭遊戲”。目的是分辨出那些最佳和最差的計算機程序員的性格，來自92家不同公司的600多名程序開發人員參與到了這項研究中。每項設計、編碼以及測試程序都在他們的辦公場所，在辦公時間內進行。每一位參與者還分別被指派了來自本公司的同事作為夥伴。夥伴們都是獨立的，相互之間的無溝通性是這個遊戲的關鍵所在。
結果出來的時候，他們發現在這些設計員中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最佳的與最差的之間，從比率分析數值上看結果為10∶1，頂尖的程序員優於中遊人員2.5倍。而當德馬科和李斯特試圖找出究竟是什麼因素引發了這個巨大的差異時，那些你腦海中所浮現的因素，諸如工齡、薪水，甚至是完成這項工作的時間，都幾乎和這個結果沒有必然聯係。那些在這個領域工作了10年的程序員並不比那些隻工作兩年的人做得好，那些中上遊程度的程序員甚至比那些下遊的程序員薪水少了10個百分點——即使他們的設計要好兩倍以上。那些“零瑕疵”的程序員花的時間略少，而那些程序中錯誤不斷的程序員卻用了更多的時間。
這件事情依然是個謎，而且還帶著一個有趣的線索：同一家公司程序員的表現，或多或少處在同一個水平上，即使他們並沒有在一起工作。這是因為，那些表現最佳的員工大部分都選擇為那些能給他們提供最大限度的隱私、個人空間並能自主控製其工作環境的公司服務，而這些公司也能給予他們充分的自主權利。62%的表現最佳者稱，他們的辦公環境允許個人隱私存在，而表現最差的那部分程序員，隻有19%認為他們的工作環境中允許個人隱私；76%的表現最差者稱他們在工作中會被一些不必要的事情打斷，而相同的情況在表現最佳者中隻有38%。
“編碼戰爭遊戲”在科技界眾所周知，然而德馬科和李斯特的發現卻超越了計算機程序員所能到達的地方。近期眾多關於各個行業開放式辦公室的數據均證實了他們的結論。研究發現，開放式辦公室會降低工作效率，也會弱化記憶力。這種模式的辦公環境也與員工的高流失率密切相關，開放式辦公環境會讓他們覺得難受、互相敵對、無心向學以及缺乏安全感。開放式辦公室的員工患高血壓的概率更高，同時也加大了壓力，並且更容易感冒；他們與同事發生爭執的頻率更高；他們擔心同事會竊聽他們的電話、監視他們的電腦屏幕；他們和同事之間關於個人和私密的交談越來越少；他們時常要忍受吵鬧而難以控製的噪聲，這會提高他們的心率、釋放人體的抗壓激素——皮質醇，而這些還會讓人們產生社交距離感以及易怒、好鬥的情緒，甚至會弱化助人為樂的品質。
事實上，過度的刺激似乎會妨礙學習：近期的一項研究發現，人們在一次安靜的叢林漫步之後，學習效果遠遠優於穿過一條喧鬧的城市街道。而另一項對38000位跨領域的知識工作者的研究發現，在簡單行為中被打斷是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最大障礙。即使是多任務的複雜行為，正如如今辦公室戰士們所倡導的行徑，也變成了不可能的任務。科學家們了解到，人的大腦是不能同時專注於兩件事情的。看起來是多任務的工作，實質上也是在多個任務之間來回轉換，這樣一來就降低了效率，也會使失誤率高達50%。
許多內向者似乎本能地知道這些，因此會抗拒被趕在一起。Backbone Entertainment是一家視頻遊戲設計公司，位於加利福尼亞州的奧克蘭市，該公司最初采用的是開放式辦公室，而後，公司發現遊戲開發人員中有許多內向者，而他們對這種作業模式非常不滿。前創意總監麥克·米卡回憶說：“那是一個大型倉庫，裏麵擺著桌子，沒有牆壁，你在那裏可以看到每一個人。之後我們調整為隔斷式辦公，我們起初還很擔心，因為你想，在一個創意型環境中，人們應該會討厭這樣的隔斷。而事實證明，他們更喜歡擁有可以躲藏的角落和縫隙，這樣就可以跟別人隔開了。”
類似的情況在銳步國際也出現了。2000年時，公司整合了1250名員工到他們位於馬薩諸塞州的總部。管理者認為他們的鞋子設計師可能希望自己的辦公空間能有充足的接觸他人的機會，以此來激發頭腦風暴（這種想法大概來自於他們的MBA課程）。所幸，他們先同設計師們進行了溝通，得知後者希望的是一個平和而安靜的辦公場所，這樣才能全神貫注於設計之中。
這對於賈森·弗裏德來說並不是什麼新聞了，弗裏德是37signals網絡應用程序公司的創始人。從2000年成立以來，弗裏德谘詢了成百上千的人（主要是設計師、程序員以及作家），詢問他們要完成某件事情的時候，最希望在什麼樣的環境下進行。他發現，這些人最反感的地點就是他們的辦公室，覺得那裏又吵又容易被打斷。這也就是為什麼弗裏德的16名員工，隻有8名在芝加哥（37signals創建的地方），而且他們甚至不需要在工作時間露麵，連會議都不用出席。尤其是會議，弗裏德覺得那簡直就是“荼毒”。弗裏德並不反對合作，在37signals的主頁中就宣稱其產品有著讓合作變得高效而愉悅的作用。但他更喜歡被動的合作形式，比如電子郵件、即時通訊以及網上聊天工具。那他對其他員工有什麼建議呢？他說：“取消下一個會議議程，不要讓這種事情再出現在你的時間表上，把它從你的記憶中抹掉。”他同樣建議設“安靜的周二”，這意味著每周的這一天，員工之間是不允許交談的。
弗裏德采訪的那些人所道出的都是富有創造性的人所了然的事情。比如，卡夫卡在工作的時候是不允許任何人接近的，即使是他深愛的未婚妻也不行：
你曾經說你想在我寫作的時候坐在我旁邊。聽著，那樣的話，我一個字也寫不了。寫作意味著自我剖析，最大限度地自我啟發和服膺，在這個過程中，對於一個人來說，一旦被牽引到別人的世界裏，就會深感自我迷失，因此，隻要他還沉浸在思想中，他就會蜷縮在自己的世界裏……這也就是為什麼一個人寫作的時候，會覺得孤單永遠不能填滿自己的心，身旁的靜謐永遠不能滿足自己的靈魂，連夜都不再是夜。
即使是人們普遍認為性格開朗的西奧多·蓋澤爾（即“蘇斯博士”），也會躲在他的私人工作室裏度過大部分的工作時間，他工作室的牆上貼滿了各式各樣的草圖和工程圖，而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工作室位於他加利福尼亞州拉霍亞的鍾樓房裏。蓋澤爾在他幽默詼諧的表述方式之下，其實是個安靜的人。他很少會到公共場合去見自己年輕的讀者，他擔心孩子們所期待的是一個快樂、坦率的“戴帽子的貓”似的人物，見到他之後，要是發現他是個羞澀的人，他們會覺得很失望。“在人群裏，‘孩子們’會讓我害怕。”他坦言。
如果說個人空間是創造力的關鍵所在，那麼自由就來自“同儕壓力”了。想想看傳奇廣告人亞曆克斯·奧斯本的故事。如今“奧斯本”這個名字已經不能震懾人心了，但在20世紀上半葉，他可是被同輩所銘記的、具有傳奇色彩的文藝複興式的人物。奧斯本是天聯廣告公司（BBDO）的合夥創始人，然而成就奧斯本的卻是寫作，他的作家生涯是從1938年的一天開始的。一位雜誌編輯邀請他共進午餐時，詢問他的愛好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