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章:那群“不可一世又招人喜歡的家夥”的崛起(2 / 3)

有磁性的;

迷人的;

驚人的;

有魅力的;

熱情洋溢的;

主導性的;

有說服性的;

充滿活力的;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人普遍對電影明星表現出極大的狂熱,這並不是巧合。誰能比一個有說服力的偶像更容易展現個人魅力呢?

美國人也會從廣告中得到關於自我推銷的建議——不管他們喜歡與否。那些早期的印刷廣告隻是簡單直白地刊登產品信息(“伊頓的高原亞麻:最漂亮的、字跡最清晰的書寫紙張”),而那些新的基於個性宣傳的廣告,則把消費者投射為怯場的演員,隻有他們所宣傳的產品可以拯救其怯場問題。這些廣告熱衷於把注意力聚焦在公眾所反對的觀念上。“你周圍的人都覺得你太過沉默”,這是一則1922年的伍德伯裏香皂廣告語。“批判的目光正在審視著你”,這是威廉斯剃須膏公司的廣告。

而麥迪遜大道則直接道出了男性推銷員和中層管理者的憂慮。在一則韋斯特大夫牙刷的廣告中,一個富態的家夥坐在一張桌子後麵,他的胳膊自信地放在屁股後麵,漫不經心地問你:“有沒有嚐試過向自己推銷自己?良好的第一印象是在商務或社交中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威廉斯剃須膏公司的廣告則表現了一個頭發光滑、留著大胡子的男人,他告誡受眾:“讓你的臉來反映你的自信,不要擔心。往往別人評價你的標準是你給別人的第一印象。”

其他的廣告則是提醒女人們在約會中取勝的因素不光取決於長相,個性也同樣重要。1921年伍德伯裏香皂的一則廣告反映的是一個年輕女子經曆了一場失望的約會後,獨自回家時垂頭喪氣的樣子。她“渴望成功,快樂,勝利”,廣告中的文字滿是對她的憐憫和同情。然而,因為沒有選擇正確的香皂,女人就是在社交中失敗的代表。

10年之後,力士洗衣洗滌劑設計了一則平麵廣告,刊登了一封寫給婦女專欄的責編多蘿西·迪克斯的淒婉信件。信上寫道:“親愛的迪克斯小姐,我怎樣才能讓自己變得受歡迎呢?我相貌姣好,也不是悶葫蘆,可是我跟人相處的時候有點膽小,還有點難為情。我總覺得他們都不會喜歡我了……——瓊。”

迪克斯的回信清晰明了,她說隻要瓊用力士洗滌劑洗她的內衣、窗簾和沙發墊,她很快就會對自己“變得魅力無窮而深信不疑”。

這個高風險的表現求愛的寫照,體現了個性文化中大膽的新風俗。在品格文化的社會規範限製(有時甚至是鎮壓)下,男女在兩性關係上都要保持矜持。女人聒噪一點或是和陌生人眉來眼去都被視為是無恥的表現。上層女性通常比下層婦女級有更多的言論自由,但對上層女子的評價從某種程度上講,也基於她們交談中所表現出的詼諧和機智的成分,即便如此,麵對誇獎時,她們還是要做出紅著臉、低垂眼簾的害羞模樣。那些行為指導手冊告訴她們,“冷冷的矜持”會“讓一個女人魅力加倍,遠比那些不適當的親近讓一個男人更渴望你成為他的妻子”。而男人可以通過他的翩翩風度來暗示他的財富和權利,完全沒有必要去標榜自己,因為那樣隻會讓自己掉價。雖然羞澀不被認可,但是矜持卻是良好修養的一個標誌。

然而隨著個性文化的到來,對於人們來說,禮節的價值開始漸漸崩塌。男士們已經不會像從前那樣給自己心儀的女子打幾通禮貌的電話,嚴肅地向對方宣告自己追求的意圖,如今,男人們都變成了情場高手,口頭上隨便說說就開始調情。在女人麵前表現得太過沉默的男人,極有可能被認為有同性戀傾向;1926年流行的一本關於性的書中指出,“同性戀者往往都膽小,靦腆,不善交際”。而女人也是如此,她們需要把握好禮儀和冒失的尺度。如果在一段浪漫的求愛序章裏表現得太過靦腆,那麼別人很有可能會叫她“冰山”。

心理學領域同樣也開始致力於研究消除壓力、建立信心的問題。20世紀20年代,影響深遠的心理學家戈登·奧爾波特創建了一項“支配——順從”的診斷測試,用來考察社交中的主導因素。奧爾波特本身就是一個靦腆而矜持的人,他在研究中發現:“我們現在的文化價值觀,似乎在給那些有著咄咄逼人性格的人、那些‘拚命三郎’太多的褒獎。”1921年,榮格發現了內向的新型不穩定狀態。榮格本人向來把內向者視為“教育家和文化的推動者”,他認為內向者所展現的是“我們的文明傳統中迫切需要的內在品格”的價值。同樣,榮格也承認,正是這些內向者的“矜持和明顯毫無根據的尷尬,引起了現今對這種性格類型的偏見”。

但並不是無時無刻都要表現出自信大於自卑。自卑,一個心理學的新概念,隨著大眾媒介的傳播廣為人知。20世紀20年代,維也納心理學家阿爾弗雷德·阿德勒發展了這個概念,他認為“自卑”是一種感覺自己不足的感受,以及這種感受所帶來的後果。阿德勒的暢銷書《理解人性》(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的封麵上提出了這樣幾個問題:“你會覺得沒有安全感嗎?”、“你畏首畏尾嗎?”和“你逆來順受嗎?”。阿德勒解釋說,所有的嬰兒和兒童都會覺得自卑,覺得他們生活在一個大人和兄長的世界裏。在他們正常的成長過程中,他們會學著把這些感覺融入到他們對目標的追求中。但如果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走了彎路,他們就很有可能被可怕的自卑感附身——這是競爭日益激烈的社會所造成的沉重負擔。

許多美國人把社交壓力所帶來的焦慮感與這種心理情結聯係起來。自卑成了人們麵對所有生活問題的借口,從戀愛到育兒再到工作。1924年,《科利爾》雜誌連載了一個故事,那是關於一個女人不敢嫁給自己所鍾情之人的故事,原因很可笑,就是她覺得他是個自卑的人,他以後可能不會有出息。另一家流行雜誌則刊登了一篇名為《你的孩子與那些流行的情結》的文章,解釋了在孩子們之間,自卑是如何產生的,以及如何預防和治療自卑。每個人似乎都有自卑情結,而對一些人來說,自卑在性格中是矛盾的存在。1939年《科利爾》雜誌的一篇報道稱,林肯、拿破侖、西奧多·羅斯福、愛迪生和莎士比亞都曾經受到自卑的困擾。“因此,”雜誌總結說,“如果在你的靈魂裏,自卑感在悄無聲息地不斷瘋長,隻要你同它一樣堅毅,那你也是幸運的。”

盡管希望的號角嘹亮,20世紀20年代的兒童教育專家們也已開始幫助孩子們發展有競爭力的個性。當時,專家們主要關注的領域集中在女孩性早熟和男孩發育遲緩的問題上,而如今的心理學家、社會工作者還有醫生們所關注的則是那些所謂的“個性失調”的孩子,尤其是那些靦腆的孩子。他們警告人們,羞澀可能會導致可怕的後果,例如酗酒,甚至自殺。相反,那些性格外向的孩子則更有可能獲得社交和經濟上的成功。專家們還建議家長關注孩子的社會化問題,建議學校改變其隻重視書本教育的模式,“幫助和指導孩子們發展他們的個性”。教育工作者們也熱情百倍地參與其中。1950年“世紀中葉白宮兒童與青少年會議”的標語就是“為每個孩子營造健全的人格”。

20世紀中葉的大部分家長都認為無論是男孩還是女孩,沉默都是不被認可的,孩子們最理想的狀態就是合群。有些家長甚至還會勸阻自己的孩子遠離那些個人主體性過強或過於嚴肅的愛好,比如古典音樂,因為他們覺得那些東西會讓自己的孩子變得不合群。孩子上學的年紀越來越趨於幼齡化,上學的主要任務就是學著接受社會化。內向的孩子經常會作為問題案例的典型被挑出來(那種情形跟如今那些內向孩子的家長很相似)。

威廉·懷特在1956年的暢銷書《組織人》(The Organization Man)中,描寫了家長和老師怎樣協力去徹底扭轉那些沉默孩子的性格。“約翰尼在學校的表現不盡如人意。”懷特複述了一位母親告訴他的故事,“老師說他在課堂上表現得很好,但是他在交際協調性上就差一些。他隻會跟一兩個朋友一起玩兒,還常常自娛自樂。”懷特說那時家長們都樂於接受這樣的幹涉:“除了一部分固執的家長之外,大多數家長對於學校樂此不疲地抵製內向和其他不合群的習慣表示感激。”

父母們陷入這樣的價值體係中不能自拔,這並不能表明他們無情或者愚鈍,他們隻是在為孩子進入“真實的世界”作準備。隨著孩子年齡的增長,到申請進入大學,再到他們的第一份工作,他們都要麵對同樣的合群準則。大學的招生人員看重的不是那些卓越的申請者,而是那些最外向的學生。哈佛大學的教務長保羅·巴克稱,在20世紀40年代末,哈佛大學拒收那些“敏感、神經質”類型的學生和“過激的書呆子”,而中意那些“健康的外向型”男孩。1950年,耶魯大學的校長阿爾弗雷德·惠特尼·格裏斯沃爾德則宣稱,理想的耶魯人不是那些“眉頭緊鎖隻會搞學術的書呆子,而應該是一個成熟的人”。另外一位院長則告訴懷特,他認為:“從各個高中裏選拔學生,不應該隻是大學想要的那種類型的人才,而應該是四年後,那些公司的招聘人員想要的類型。而公司通常中意那種很合群、很主動的人,因此我們發現,在學校裏平均分在80到85分、課外活動豐富的學生是最佳人員。我們並不傾向於選擇那些‘聰明’的內向者。”

這位院長準確地道出了20世紀中葉的招聘法則:即使是那些很少會與公眾接觸的職業,比如在公司實驗室裏做研究的科學家,也都不是深刻的思想者,而是有著推銷員性格的外向者。“習慣上,每當‘才華橫溢’這樣的詞出現的時候,”懷特解釋說,“後麵不是跟著‘但是’(比如,‘我們都想要有才華的人,可是……’),就是伴隨著類似‘古怪、飄忽不定、內向、神經兮兮’之類的話。”一個20世紀50年代的公司總裁提及公司裏那些倒黴的科學家時說:“這些搞科研的家夥不可避免地要與公司的其他人接觸,如果他們給人的印象好一點的話,就會很有幫助。”

科學家的工作不僅僅是做研究,還要協助銷售,這就要求他們有一副非常友好的神情。IBM就是一個完全體現了“組織人”概念的公司,每天早上,營銷人員要集合起來唱公司的主題歌《勇往直前》,還要合唱《IBM營銷之歌》,甚至鈴聲都要設為《在雨中高歌》。“營銷IBM,”這是開始,“我們銷售IBM。這是多麼光榮的感覺,世界是我們的朋友。”接下來曲子進入激動人心的高潮:“我們時刻準備著,我們精神百倍地工作著。我們在營銷,售出的隻是I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