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躋身仕途並不是開始於唐朝，南北朝時期，商人入仕的事例就有了。但是，當時的商人入仕的阻力相當大。那時，士族豪強壟斷仕途，門資成為了選拔官員的基本標準，士族地主為了能夠保持他們自己的優越的政治地位而竭盡全力排擠庶族寒門，壓低他們的政治地位。一般庶族地主在政治上尚且常常遭到排擠，商人入仕無疑就更加困難了。唐初，商人在政治上仍然受到諸多限製。例如當時就有規定：“刑家之子，工賈殊類”不得應試。⑦唐代政府把商人和“刑家之子”相提並論，等同看待，這說明商人的政治地位仍然十分低下。唐高祖武德時期明確規定：“工商雜類，無預士伍。”⑧唐太宗也曾講道：“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述踰儕類，止可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⑨在唐代較為開明的君主唐太宗李世民看來，商人即使才能超過達官貴族，也是不能夠授予官職的。唐朝限製商人入仕不僅表現在一般政策上，而且也體現在封建國家的法律規定之中。唐初製定的《選舉令》就明確規定過：“官人身及同居大功以上親，自執工商，家專其業者，不得仕。”由此可見，唐代的律令也明確禁止商人入仕為官。直到唐憲宗之時，韋貫之仍公然聲稱：“工商之子不當仕”並且建議要求唐政府嚴格執行這一傳統禁令。總的來說，自從唐朝初年以來，商人入仕始終是受到種種限製和排擠。麵對這些不合理的政治製度，唐代的商人並沒有望而止步，他們憑借自己雄厚的經濟實力作後盾，以各種合法的甚至不合法的手段向封建上層建築展開了一係列挑戰，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從而充分體現了他們濃厚的政治意識。⑩
武士彠作為一名隋唐之際的木材商人，他的社會地位也和當時的許多商人的社會地位一樣，如“刑家之子”，社會地位十分低下。而作為一名有才學、有見地的商人，武士彠有著自己的理想和抱負。在唐高祖李淵剛剛起義之時，武士彠看到了那時的李淵財政應該入不敷出，而政治上也是危機四伏，他就通過出賣自己的財力、物力和腦力來支持李淵，一步步走向了是仕途的道路。但是，我們可以感覺到，即使武士彠為代表的商人實現了身份地位的轉變，但是並沒有提高整個商人階層的社會政治地位，而其入仕，仍然有一種自恥心理。（作者單位：鄭州大學曆史學院）
注解
①《新唐書》（全二十冊）[M]，宋·歐陽修、宋祁撰，列傳一百三十一，卷二百六，中華書局，1975年2月第一版，五八三五頁
②《冊府元龜》（全十二冊）[M]，北宋·王欽若等編，卷七七二，總錄部·誌節，中華書局，1960年6月第1版，九一八四頁
③《舊唐書》（全十六冊）[M]，後晉劉昫等撰，列傳第八，卷五十八，中華書局，1975年5月第1版，二三一七頁
④《唐文拾遺》，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⑤《唐文拾遺》，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⑥《論唐代商人階層的政治意識與自衛意識》[A]，薛平拴，《唐史論叢》（第十輯）[C]，2008年，157頁—170頁。
⑦《通典》[M]，唐·杜佑撰，卷一五，《選舉典·曆代製下》，中華書局，1988年，360頁。
⑧《資治通鑒》[M]，卷一九Ο，唐高祖武德七年四月，中華書局，1956年，5982頁。
⑨《全唐文》[M]，卷七六一，曹確《諫用伶官李可及為威衛將軍疏》，中華書局，1983年，7912頁。
⑩《論唐代商人階層的政治意識與自衛意識》[A]，薛平拴，《唐史論叢》（第十輯）[C]，2008年，157頁—1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