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加林愛情的悲劇成因主要是現實條件的限製，是時代的悲劇。當時中國實行二元經濟和社會結構，自人民公社化到20世紀80年代初，國家把農業創造的幾乎所有剩餘都通過財政手段轉化為重工業發展的資金，這是農村凋敝的主要原因。“農業合作化失敗”[3]，使高加林不可能像《創業史》梁生寶那樣安心在農村，城鄉差別這樣大，像高加林一類的青年對農村深感絕望。看看高加林和黃亞萍談的都是什麼，他們喜歡談的是國際問題。對高、黃他們來說，這就是自己喜歡的事業：國際政治和高科技。他們背誦白居易的詞《江南好》，對“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的江南美景神往已久，卻對西北黃土高原的前景沒有一點展望。然而社會不可能給他們提供理想的工作條件。可以說，他們對現實是失望甚或是絕望的。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必然造就高加林這樣的個人奮鬥的典型形象。當時城鄉嚴格的戶籍管理能管住高加林的身，但已經管不住他的心。可以想象，影片結尾高加林回鄉不是其命運的終結，身處“城鄉交叉地帶”的高加林向往現代的城市文明，不可能一輩子蝸居鄉村，他最終還是一個“逃離者”。在那樣的農村環境中，可以說劉巧珍最終不是高加林理想的伴侶。
二十餘年的人民公社並沒有帶來農業生產力的明顯提高，影片《人生》中展示了牛耕地、人刨地的畫麵，這在中國幾千年曆史中，幾乎沒有什麼改變。高加林第一次刨地磨破了手，令人印象深刻。這種毫無技術含量的純粹的體力勞動當然不能激發知識青年的勞動興趣，也使所學知識無用武之地。劉巧珍對高加林說：“隻要有門道，我支持你出去工作！你一身才能，窩在咱高家村施展不開。”試想如果農村有高加林施展才幹的地方，高加林能安心在農村，高、劉之戀也許有完美的結局。很遺憾，當時的農村不能提供相應的條件。
高加林厭惡體力勞動，向往腦力勞動，收入的差距是重要原因，同時也是農村人遭城市人歧視的原因。高加林民辦教師的崗位被頂下來後，自己買煙卷的錢也沒有了，家裏買鹽的錢也要斷了，隻好到城裏賣饅頭賺點零錢。劉巧珍苦幹一年，也隻賺了九十多元錢，而如果在城裏當工人，收入再低，也會比這個數字高出不少。劉巧珍把一年收入的一半——五十元送給高加林，確實是很大的一筆錢，而進城工作不久的高加林，有工資還有稿費，已經並不缺少這筆錢了，可見城鄉收入差距之大。
當時農村人也有機會轉變為城市戶口，但是機會極少。《人生》中隻有大隊書記的兒子三星，舍棄民辦教師的職位招工到縣農機局機械化施工隊開車。高加林走後門到縣委任宣傳幹事，結果還被退了回來。當然還有一種途徑，就是高考，但名額極少，成績優秀的高加林也沒有考取。城鄉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平等也是農村的孩子絕少考上大學的一個原因。考不取大學，再不能通過關係被招工，就隻能紮根農村“修理地球”，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隻能如此。所以高加林民辦教師的職位被頂下來以及宣傳幹事的工作被清退後，受到的打擊很大，特別是第二次打擊，這才可能使他重新回味與劉巧珍的感情，而產生極度後悔的心情。這也是高加林、黃亞萍分手的重要原因。正因為農村人輕易離不開農村，所以影片借人物之口勸告農村人不應該忘記農村，當高加林拒絕劉巧珍以後，他父親和德順爺爺批評他，說他像豆芽菜，一點土都不帶了。德順爺爺勸他“你是咱土裏長出來的一棵苗，你的根應該紮在咱的土裏”，這正是對不合理的戶籍管理製度的曲意遷就。“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好男兒誌在四方”，在適合自己發展的崗位上工作已經成為現代青年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