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閉島》並非簡單的聯邦執法、探案一條線索，導演不時地將鏡頭對準過去，對準真實的曆史，並且將過去和曆史以殘暴、血腥的一幕展現。比如泰德大腦多次閃現的達豪集中營成堆的死屍以及屍堆裏複活的小女孩。還有納粹軍官頭部血肉模糊卻求死不得的掙紮。最殘忍的莫過於最後妻子將孩子溺死在後院的池塘以及泰德槍殺妻子，妻子的鮮血瞬間鋪開來。到此，《禁閉島》完全衝破寓言能指的神秘性，走向神秘的極端即驚悚——即便是波德萊爾筆下憂鬱的巴黎也僅止於惡心，卡夫卡的格裏高利也僅肉體變了形。這種驚悚可以一下子穿透人的心靈，引發人對於所指的深刻思索，不論思索的時間長短和有效程度，想必這都是導演所願看到的。
三、所指：曆史之痛和存在之哀
《禁閉島》究竟所指何物？由於電影導演擁有“電影社會學家”的美譽，很多人認為電影把矛頭指向了麥卡錫時代的極端政治環境：“馬丁·斯科塞斯所想的勢必是要在《禁閉島》這樣一個懸疑故事中含沙射影地抨擊麥卡錫時代的極端政治對美國曆史進程所造成的巨大影響，畢竟單純地講述一個精神病人接受治療的故事絕不是他這樣的電影社會學家所熱衷幹的，沒有任何社會學文化價值提升的電影老馬是不會去拍的。”結合片頭提示的“1954”和美國的曆史，這種解釋至少在時間上是有根據的。
然而，極端政治也許並非最重要，重要的是政治的促成者和操縱者——人，及人性。小說《生活在別處》的主人公雅羅米爾處在蘇聯極權主義環境下變得墮落和邪惡，影片中精神病院院長告訴泰德“暴力”是上帝賜予人類的禮物——“上帝喜歡暴力”，“我們發動戰爭、焚燒犧牲品、搶奪、剝奪，然後處理兄弟的遺體，為什麼？因為上帝以他的名義讓我們發起暴力”，“沒有道德的命令，僅有的是，我的暴力能否戰勝你的”。雖然在電影中，赤裸的唯暴力論戰勝了泰德的道德律令論，但是泰德的失敗宣示了人性暴力的醜陋不堪。
有人研究羅西裏尼的電影作品時曾指出，羅西裏尼試圖“對一些具體而又含宇宙全部神秘性的人類事件逐漸具有一個總的理解”[5]。馬丁·斯科塞斯亦是如此。具體來說，《禁閉島》講述了一位正直的執法官被一個比他強大得多的組織謀殺的過程。如果將其抽象出來作總體理解，不難發現是個人與組織的矛盾。身為聯邦執法官，泰德也是國家組織的內部成員，可一旦他要遵循一己意願去調查清楚精神病院的真相時，共事的同事背棄了他，組織其他成員也都聯合起來“馴化”他，令其認罪，並在其始終不願低頭服軟的情況下痛下殺手。對於這種生存矛盾，影片有兩處直接有所說明。第一處是泰德在山洞見到真正的瑞秋時，瑞秋以過來者的體悟告訴麵臨困境的他：“人們總是告訴你你是瘋子而你抗議的話，相反的，進一步確定他們說的”，“一旦你承認瘋了，那你做的一切都是發瘋的一部分”，合理的抗議或者否認絲毫不起作用。正是這番話使得泰德在病床上醒過來時承認自己以前的確患了精神臆想病症，也即屈從了組織的計劃與安排。第二處是在片尾的一分鍾，泰德說“Which would be worse？to live as a monster，or to die as a good man”（如野獸一般活著，或者做個好人死去，哪種情況更糟糕），泰德沒有接受“洗腦”而是十分清醒地以正義之軀選擇死亡之路。這種自主之死透露出殉道的崇高與偉大，也是整部影片否定功能的又一震撼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