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有新在評價電影《處女們的晚餐》裏的浩靜時說：“（這個角色）諷刺和拒絕了對在兩性關係中處於被動狀態的、一味順從的女性，但在對待兩性關係的態度和行為上，她的大膽和毫無顧忌跟傳統搞婚外戀的男性並無兩樣。兩者“隻是變換了主體性別的性權利而已”⑤。與浩靜不同的是，崔寶樂在享受婚外性歡愉的同時維持了家庭內部的穩定。當然，這一點也並不能構成把崔的外遇行為正當化的理由。
三、韓國女性作為享樂主體的外遇——其危險性
電影最終還是處罰了崔寶樂，讓她慘死在了丈夫徐民基的手裏。理由非常簡單，棄孩子於不顧，去與情夫幽會的行為違背了母性的責任。電影好像是用這種方式告訴觀眾，背著丈夫去偷情、特別是為了個人的歡愉而棄孩子於不顧、觸犯了家父長製中母性角色的女性受到處罰是理所應當的。不管對於1956年的‘自由夫人’，1982年的‘愛馬夫人’，還是對於這個時代的崔寶樂們，處罰外遇女性的理由好像並無大的變化。女性的外遇和男性一樣，都會摧毀其家庭，傷害其家庭成員，所以都被看做是不正當的行為。問題在於，電影在尋找解決問題的方式和標準時過於單一化。對於女性的外遇問題以及兩性問題，電影並沒有看到問題的根源所在，而是片麵地強調了女性外遇的危險性，這正是這部電影以及類似電影作品的局限所在。
不僅如此，電影凸顯了家父張製度下對衡量男女關係雙重標準的有效性。即，強調了女性的性與再生產、女性的道德與貞潔的必然關係，女性作為合格的母親應該是一種無性的存在。因此女性的外遇是無法原諒、不忠不潔之行為。相反男性的婚外性愛卻可以看做是不可控製的一種自然行為，因此男性的婚外性行為可以被認為是一次性的、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所以在《幸福到死》這部電影裏，隻是變換了男女的性別，沒有從根本上揭示出女性的性在社會、政治的背景下發生的變化，也沒有對家父長製度下男女不平等的關係提出疑問，對女性作為性欲主體的可能性的探索更是遠遠不夠。學術界指責《幸福結局》選擇了過分保守的路線。與此相反，《幸福到死》在商業上取得了不錯的業績。⑥這種矛盾的結果似乎說明即使冒著家庭解體的危險也要維持家父長製度的意識形態。這是否從一個側麵揭示出經曆了經濟危機的韓國社會喪失了挑戰與冒險的勇氣？
注釋：
① 李京美：《女性享受肉體愉悅的權利是否可以恢複？》，《女性與社會》，1997（第8號）。
② 邱名淑：《已婚女性的婚外關係與性的主體性》，（韓）新羅大學，2001年。
③⑤ 朱有新：《韓國電影中性的再現研究——以90年代後期的電影為中心》，（韓）中央大學，2003年。
④ 黃慧珍：《電影裏的外遇社會學》，薩林，2005年版。
⑥ 據電影指導委員會主編的《電影》年鑒統計，以首爾觀眾數量為準，1998年10月3日上映的《情事》觀眾數為304，666人，1999年12月11日上映的《幸福的結局》觀眾多達546 071人。
[作者簡介] 李忠敏（1980— ），女，山東菏澤人，博士，河北外國語職業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韓國電影與社會。燕豔（1983— ），女，遼寧朝陽人，河北外國語職業學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 韓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