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任何讀過並且懂得科學曆史的人，都不敢說有什麼不能解決的問題，他隻敢說有尚未解決的問題。依照後一種說法，我們的行動就有了明確的動力，它會推動我們進一步發揮獨特的創造力。
如果我們的頭腦裏想著這樣的問題：“我們用己經了解的科學方法可以幹些什麼？”那麼，我們就隻有作繭自縛，在人類興趣的廣闊領域中畏縮不前。這種思想會走向令人難以置信的危險的極端。
舉個例子，議會試圖建立一個全國研究基金會，在討論中，竟有許多物理學家建議，所有心理科學和社會科學不得享受基金會的利益，理由是這些學科不夠“科學”。
假如不存在對精微而尖端的高技術的尊重，假如完全忽視科學提問的本質以及來源於人類價值觀和動機這個事實，那麼，還會有什麼理由來提這樣的建議呢？
或許這些問題不應該得到解決？要不，科學家應該完全退出這個領域，把它還給神學家？或者是真的存在某種出於個人的嘲笑吧。那麼，它是否暗示心理學家愚蠢而物理學家聰明？這種本身並不可能的說法的依據是什麼？是印象嗎？那麼，哪個科學團體中都有蠢人，誰也不比誰多，不比誰少。然而，哪種印象更有根據呢？
隻能說他們暗暗將技術置於首要位置——也許隻給技術以這樣的地位，否則，實在找不到其他可能的解釋。
以手段中心為根基的正統觀念鼓勵科學家保持“安全、明智、穩妥”的風格，而不是“大膽勇敢”。它使科學家的事業仿佛是在平坦的土地上一寸一寸真誠地向前移動，而不是在未知領域中開辟新徑。它使人對於未知事物持保守而不是進取的態度。它往往使科學家成為定居者，而不是開拓創新者。
應當把科學家擺放在未知、朦朧之中，使其麵對難以應付的未知的事的這樣一個正確的位置。注意問題的科學家每當需要時，就主動處於這樣的位置。注重手段的態度將使他偏離這個位置。
過分強調手段和技術促使科學家認為：他們經自己的實際狀況多了一些客觀，少了一些主觀，他們不關心價值。
手段在道德上是中立的，疑難和問題則未必如此，因為它們遲早會招致關於價值的難以調解的爭論。回避價值問題的一個方法就是不強調科學的目標，而強調科學的技術。
的確，科學手段中心傾向的一個主要依據似乎可能就是竭力追求盡可能的純客觀性。
但是，在這裏我們需要特別提起注意的是，我們已經確認科學永遠不可能是客觀的，也不可能完全獨立於人類的價值。而且，科學是否應努力作到絕對客觀（而不是人類可能達到的客觀），甚至也很值得討論。
在此，所有錯誤證明了忽視人性的缺點的各種危險。神經病患者不僅為其徒勞的努力付出了具大的主觀上的代價；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的思想能力同時漸漸變得越來越差。
由於這種想象中的對於價值的獨立，價值的標準變得越來越模糊了。假如手段中心論哲學非常徹底（實際上它們很少如此），假如它們完全始終如一（實際上它們不敢這樣，因為它們害怕得出明顯愚蠢的結果），那麼就不會有辦法去作重要試驗與不重要的試驗，有的隻可能是在技術上成功和失敗的試驗。如果隻使用手段標準，那麼最無價值的研究就會受到與最富有成效的研究同樣的重視。
當然，實際情況並沒有這樣極端，這隻是因為使用了不同於手段中心的尺度與標準。雖然這種錯誤很少以明顯的方式出現，但是它的確經常以不太明顯的方式存在。這一點可以在科學曆史中得到證明，不值得做的事情決對不值得把它做好。
如果科學是一整套規則和程序，那麼它與國際象棋、煉丹術、牙科醫生的行業以及防護學沒有任何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