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裏還有一個重要的不同。在我們的症候群定義中，作為整體特征的主要品質(含義，韻味，或宗旨)能夠在它的任何部分中看到，如果它的部分不是被分解地研究，而是整體地理解，則可以通過它的任何一個部分來觀察這一品質本身。
當然，這是一個理論性的陳述，可以預料它會遇到實驗上的困難。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隻有通過理解整體而理解作為整體的一個特殊行為，才能發現這一特殊行為的韻味或宗旨。然而，這一規律有足夠的例外能使我們相信，宗旨或韻味不光是整體所固有的，也是部分所固有的。
例如，我們常常可以從一個特定的單個部分來推斷、演繹某個整體。比如，我們隻需要聽一個人笑一次，便幾乎可以肯定他覺得有什麼事靠不住；再者，我們能從一個婦女對衣服的選擇，就可以知道她的一般自尊心的許多特征，大體上當然也得承認，這樣一個從部分得來的判斷通常不如從一個整體得來的判斷概念充分。
艾倫費爾斯的第二個準則是整體內部各種元素可以互換。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支樂曲可以使用兩種不同的調子演奏，它的單個音符在兩種情況下各不相同，這支樂曲也仍然保留著它的同一性。這類似於一個症候群內各種成份的可換性。有同樣宗旨的元素是可以互換，或者在動力學意義上彼此都是同義的；在一支樂曲中起著同樣作用的不同音符也是如此。
總體上來看，格式塔心理學家大多都同意韋特海默最初的定義，即隻有各個部分之間存在著一種可以證明的相互依賴關係，整體才有意義。整體不同於部分之和這一說法盡管非常確切並常常可以證明，但作為一個有效的實驗室概念卻用途不大，而且常常被一個不同傳統的心理學家們認為是過於含糊；因為即使整體的存在已被證實，對它的定義與特質說明還依舊是一個難題。
很明顯，我們還不能認為對一個格式塔的肯定性定義的問題還不能徹底解決，除非我們不要求這一定義是可行的、具體的、啟發的以及強迫屬於不同傳統的心理學家們(堅持原子論者，堅持機械世界觀者)接受它。有很多原因造成了這一困難，但我隻想討論其中的一個，即對曾經用過的論據的選擇。
格式塔心理學家主要是研究現象世界的組織結構，研究主要是機體外的物質“場”。應該指出，他們往往否認這一斷言。但是，正是機體本身才有最嚴密的組織結構和內部的相互聯係，像哥爾德斯坦所充分證明的那樣。
要探求組織結構法則的證明，機體似乎是最理想的研究對象。從這樣一種論據選擇，可以得到的另一優勢在於動機、意圖、意向、表現和方向的基本現象，在機體中都能更清楚地顯示出來。依據應對意向給症候群下定義立即創造出一種前景，能把那些相互隔離的各種理論統一起來，包括機能論、格式塔心理學、意向論(不是哲學目的論)、心理分析家和阿德勒學派所提倡的心理動力學以及哥爾德斯坦的機體整體論。
那就是說，正確定義的症候群概念能夠成為統一的世界觀的理論基礎，後者我們曾稱之為整體動力觀，並用它和廣義原子觀進行比照。格式塔概念也能成為這種世界觀的理論基礎，隻要它能像我們所指出的加以擴充，隻要它更著重研究人的機體和它的內在動機。
兩個在行為上不同的部分或征兆，由於有同一的意向，能夠相互替代，能夠做同一工作，有相等的出現可能，或可能以相等的概率或信心加以預測。
一個症候群的各部分是可以互換的，或在動力學的意義上是相等的，這意思是說，兩個在行為上不同的部分或征兆，由於有同一的意向，能夠相互替代，能夠做同一工作，有相等的出現可能，或可能以相等的概率或信心加以預測。
在一個歇斯底裏的患者身上，病症從這個意義上講顯然是可以互換的。在傳統的病例中，一條麻痹的腿可以被催眠術或其他暗示療法所“治愈”；但後來卻幾乎是不可避免地要被其他症狀所代替——或許是一隻麻痹的手臂。在弗洛伊德學說的全部著述中，也可以遇到許多對等的症狀。例如，對一匹馬的恐懼可能意味著或代替著壓抑下的對父親的恐懼。
對一個有安全感的人來說，在表現同一件事，即安全感這一意義上的所有行為表現都是可以互換的。
在前麵所提到的安全型激進主義的例子中，幫助人類的一般願望最終既可能導向激進主義，也可能導向慈善或對鄰居的仁慈或對乞丐和流浪者的施舍。
在一個待測的病例中，如果隻知道被測者有安全感，我們就可以肯定無疑地預言，他會有某些仁慈或社會公益心的表現，但卻無法確切地預測表現情況或表現方式。這種對等的症狀和表現形式可以說是具有互換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