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我們以那些迷戀於酒精麻醉的人為例，他們或許是嗜酒如命，或許是被迫應酬，但最後會得到相同的後果。難怪人們發現在許多問題上弗洛伊德與希特勒有很多相似甚至相同之處。難怪一種惡的動物本能論能迫使像桑戴克和麥克杜格爾這樣的非凡人物轉向漢密爾頓主義和反民主的陣營。
認清人本能的需要並不是惡的，而是中性的，甚至是有益處的，許多含混模糊的問題即會因此而豁然開朗。
舉例來說，對孩子的培養將會引發一場教育革命，在培養他們時甚至用不著說一句訓斥的話。當我們意識到合理的動物需要時，會促使我們去滿足這些需要，使我們更加寬容。
在傳統的文化裏，一個喪失了部分天真但尚未被徹底同化的兒童，即那些健康的動物性需要尚未被完全剝奪的兒童，總是以他自己創造的每一種方式不斷地要求讚許，要求安全、自主、愛等等。複雜的成年人對此的一般反應是：“喔，他不過是在賣弄、炫耀。”或者說：“他隻是想引起我們的注意。”於是，成年人就把孩子狠狠地批評一頓，也就是說，這種動物性需要通常被理解為一道禁令，不要滿足孩子的追求，不要評論，不要讚許，不要喝彩。
然而，如果我們能慢慢地將這些對承諾、愛以及讚許的懇求視為合理的要求，就像孩子對待饑、渴、寒冷或疼痛的需要滿足一樣，我們就會自然而然地成為需要的滿足者而不是需要的扼殺者。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孩子和父母都得到了美妙的樂趣，在一起時更愉快，因而也就必然增進相互的愛和理解。
這種文化類型可以理解為無限度的、毫無區別的寬容，即通過培養使孩子獲得適應外界文化環境的能力和習慣外表，將是必要的。在基本需要獲得滿足的情況下，這種人為製造的收獲不應引起什麼特別的麻煩。另外，吸毒的需要，習慣的需要，熟悉的需要，或其他任何非似本能的需要，是不能包容放縱的。最後，我們再次繞過有關挫折、災難、不幸等等有益的效果問題。
緩解憂慮的方法
如果我們的任務是獲取關於人的知識，那麼，傳統科學的概念和方法有哪些是適用的，哪些是不適用的？這些不適宜造成的後果是什麼？有什麼應該改善的？我們能提供什麼值得考慮並能經受檢驗的反建議？一般科學能從人的科學中得到什麼啟發科學起源於認識和理解（或解釋）的需要——認知需要。我曾列出各個方麵的證據說明我為什麼會覺得這些需要是類似本能的，因而能說明人性（不僅是人性）和種性特征。
在這裏，我試圖把出於焦慮的認知活動和那些沒有畏懼或正在克服畏懼因而可以稱為“健康的”
認知活動區分開。換句話說，這些認知衝動似乎不是在畏懼條件下就是在勇氣條件下發揮作用的。但在不同條件下，這些衝動會有不同的特征。
當好奇、探索、運籌出於畏懼或焦慮的唆使時，主要目的可以看作是為了減輕焦慮。從行為上看，似乎是對研究對象或探索領域的性質有興趣。事實上，很可能是生物機體試圖使自己安靜下來和降低緊張、警惕和恐懼的一種努力。
此時此刻，未知的對象首先是一種引起焦慮的東西，而審察和探索行為則主要是為了解除“毒素”——使對象成為不可怕的東西。
有些生物機體，一旦恢複了信心，可能接著進入對於對象本身的審察活動，而且完全出於一種對外界獨立存在的現實的好奇。另一些生物機體，在對象一旦解毒成為熟悉的東西而不再可怕時，當然也有可能完全喪失對它的興趣。那就是說，熟悉能導致不再注意和厭倦。
從現象學角度來考慮，這兩種好奇是彼此不同的。在臨床上和人格學上它們也是不同的。最後，在行為上它們的表現也不同，在幾種似人動物中以及人類中也是如此，如許多精巧的實驗所證明的。
就人的情況而言，這些論據迫使我們不得不提出另一個高於純好奇的概念。不同的學者曾談論過許多不同的需要——理解需要，意義需要，價值需要，對哲學或理論的需要，或對某種宗教或宇宙學的需要，或對某種解釋係統或法則係統的需要。這些向高級概念的初步的接近，一般涉及的是對秩序、結構、組織、抽象或簡化雜亂事實的需要。
經過對照比較可知，“好奇”一詞在多數場合可以解釋為對單一事實、單一對象，或充其量也隻是對有限的一組對象或情境或過程的集中注意，而不是對整個世界或它的巨大部分的注意。
這種理解需要，像它的先行的、強有力的認識需要一樣，也可以看作是這種需要自身的釋出和對行為的組織活動，目的在於減輕焦慮或滿足認識現實的非焦慮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