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晉商喬致庸的經商理念是一信、二義、三利。即以信譽攬客，以義待人，信義為先，利取正途。在對待員工方麵，喬致庸可謂“真誠義氣”的典範；這也是他經商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他與馬荀和潘為嚴的“義氣之交”。
馬荀原是喬家包頭複盛公一位跑街，非常能幹。喬致庸看他對業務講得頭頭是道，是個人才，便聘請他接任大掌櫃，鼓勵他將複字號的生意做到蒙古大草原上去。馬荀由於沒有文化，遇到需他簽名時，“荀”字經常缺胳膊少腿，以致成了“苟”字，人們又戲稱他為“馬狗”掌櫃。在當時，商號能寫會算的人有的是，一般不會讓一個文盲管一個大商號，但喬致庸卻不拘一格用人才，破格任用了文盲馬荀。二十八歲的馬荀深為喬致庸的知遇之恩所感動，上任後立即著手整頓各號，為喬家賺回了大量銀子。
潘為嚴原為平遙蔚長厚票號福州分莊經理，與年輕武官恩壽交往密切，當恩壽為升遷需銀兩時，潘為嚴自作主張曾為恩壽墊支銀十萬兩。為此被人告發，並受到總號斥責。後來恩壽擢升漢口將軍，不幾年恩壽已歸還了所借蔚長厚之銀，並為票號開拓了業務。但潘為嚴因曾經受到排擠和總號斥責喪失了對蔚長厚的感情，決定離開蔚長厚返鄉另謀他就。喬致庸知道潘為嚴是個商界難得人才，便準備了八抬大轎、兩班人馬在潘為嚴返鄉必經路口迎接。一班人馬在路口一連等了數日，終於相見，潘為嚴大為感動。
潘為嚴來到喬家，喬致庸盛情款待。喬致庸見他舉止有度，精明穩健，精通業務，而且僅有三十六歲，年輕有為，是難得的經濟人才，當即聘請潘為嚴出任喬家大德恒票號經理。他對照在蔚長厚的境況，深感喬家對他之器重和知遇之恩，當即表示願殫精竭慮，效犬馬之勞。自從潘為嚴主持大德恒票號以來的二十六年間，使票號日益興隆，逢賬期按股分紅均在八千到一萬兩之間，他為喬家的商業發展立下了卓越功勞。
除了馬荀和潘為嚴，喬致庸對待其他下屬也是推心置腹，肝膽相照。比如他能大膽地起用一個外姓窮秀才孫茂才來擔當師爺，並且在很多時候都聽得進去這個怪人的逆耳忠言。他還說服土匪劉黑七來幫他疏通茶路，雖然這個劉黑七中途溜號了，但後來在關鍵時刻救了他一命。再者他還能讓自己的仇人——忠誠義士鐵信石充當貼身保鏢，讓一個撿來的窮小子高瑞幫他放三千匹馬，並且擔任大德興茶票莊杭州分號大掌櫃……在那個時代，這種“對待下屬，以義為先”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
義與利之爭，是中國自春秋戰國以來思想史中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之一。“義利觀”也是中國傳統經濟倫理觀念的核心。一般認為“利”即物質利益，“義”就是倫理規範。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重義輕利，儒家宗師孔子認為“君子喻於義，小人防於利”，並強調“以義取利”，孔子的“義利觀”對後世有重大影響。孟子則把孔子的義利思想推向了一個極端，反複強調“仁義而已矣，何必言利”。而以商鞅、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則從“好利惡害”的人性論出發重利輕義。雙方都主張義與利是對立的。但中國古代也有些思想家認為義與利二者應並重，並論證了求利的合理性。墨子就主張，“義，利也”、“兼相愛，交相利”，強調義利並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