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朝紅：這點我讚成。包川是把凡人小事放在特定時代背景上來描寫的，它們與重大社會矛盾有著這樣那樣的聯係，有的本身就是重大矛盾的某一側麵。
何同心：包川是個女同誌，具有女性作家常有的那種敏感和細膩的特色。她通過平凡事件去寫人物的心靈，寫他們的痛苦、歡樂、悲哀、憧憬，可以說她是從人物心靈的開掘中來反映社會生活的重大矛盾和衝突的。
包川：我覺得認識自己很重要，大概是我這個人的個性、氣質的原因，決定了我隻能這樣寫而不能那樣寫。我沒有蔣子龍那種英雄氣概，那種駕馭矛盾的能力……我隻能努力從內涵豐富的平淡瑣事中去展示人物內心的矛盾，去發掘、探索人的思想、感情、人生哲理……不過我很笨，極不善於結構故事，所以我不力求虛構出很像現實的故事，我隻致力於把現實表現得接近故事。
吳野：要說平談，《孑孓》可以說平淡至極了。我很喜歡這篇作品。它寫的什麼？一個賣涼水的女孩，一個女孩在賣涼水。這麼平淡，卻攪得讀者心頭一會兒發熱，一會兒發酸。這幅街頭小景，像吳凡的某些水印木刻那樣吸引人。丁丁貓大的一個小姑娘，渴望著溫暖和愛撫，她得到了它，也遭到白眼和歧視，一切都像生活那樣自然地組合起來，使人在辛酸中感到慰藉，在艱難中看到希望。——對了，貫穿在《辦婚事的年輕人》《為自行車，幹杯！》《相見》等篇章中的也是這種情調，這也許是包川對人生和藝術的態度的表現吧。《孑孓》是生活的一個橫斷麵，《相見》卻從縱的方向描述了情感在一個漫長時間裏的成熟。這裏的兩個女孩，年齡相去很遠，情況各不相同，但有一個共同點：心靈的單純美好——對生活的堅定信心，對自己和對他人的信念，對美的執著的追求。
何同心：《相見》無疑是包川的一篇力作，但也可能有某些缺陷。此外，我很讚賞《高音喇叭》，它和《辦婚事的年輕人》一樣，場景、人物、事件都很集中，完整，人物性格的對比也很鮮明，像一出獨幕劇，出場人物個個都有傷痕，彼此像是冤家，又是應該成為朋友的近鄰。每個人物都用自己的行動表現著自己，經過那場刻毒的、人人都付出了痛苦代價的無聊爭吵，我們不但看到了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物，也看到了一幅可怕的社會圖景。那個僅有五戶人家的居民小院，鄰裏關係發生了多麼驚人的變化！作品從這個特定側麵，暴露了多年來我們政治生活中“左”的錯誤和十年動亂是怎樣損害了人的尊嚴，毀掉了人與人之間在50年代普遍存在的“情同手足”的美好關係。那語言也頗有特點。作者從城市居民的口語中進行提煉，不同人物有不同的語言特色。
李士文：我對《孑孓》的感受怎麼不大同呢？我覺得，它雖然確有某些特點，但思想發掘不是很深的，藝術表現上也不太自然，好像是包川幾篇作品中較差的。包川兩次寫到兒童，似乎都有點牽強，至少不無雕琢的痕跡。這些感受不知對不對？不過包川同誌，你自己呢，最喜歡哪些篇？
包川：哎呀，這……這就是不容易說！它們都像自己的兒女，雖然各有缺點，但都傾注了自己的感情，我為作品引起讀者的共鳴而歡欣鼓舞，為其中的敗筆遺憾不已，為它們的平庸而羞愧，就是說不出最喜歡哪一篇。不過老李同誌，我要特別講一講《孑孓》。你不知道，隻要有人告訴我他喜歡《孑孓》，我就會覺得格外親切，甚至不在乎是否認識對方，也像老友重逢……《孑孓》出世的時候，我曾急不可待地寫信給我的兩位朋友，問他們“是否聽見了我的心靈的呼喚”。對渺小的孑孓我何以偏愛到心疼的地步？如今，我已無法說清楚整個心理過程了。但是，單為吳野同誌那麼看重我可憐的《孑孓》，我也願意坦白我那不堪為外人道的懦弱；1980年炎熱8月的一個下午，我把自己關在12平方米的小屋裏，孑孓“冰涼冰涼的涼水”無法使空氣降溫，我滿頭熱汗，手指頭輕輕挨著紙，也不時浸花一個一個的字。按計劃，當天我得把它寫完。我全神貫注，傾注滿腔感情。當我寫到那位愛清潔的母親把一元錢甩到涼水攤子上，並冷冷地說“找錢”，孑孓心中突然升起一種朦朧的委屈和不滿的時候，那錢像扔到了我的臉上，淚水一下模糊了我的視線，沒等我寫完那位婦女“不經意地看孑孓一眼，輕蹙一下眉頭……”淚水便奪眶而出了。我丟開筆，手捂住臉，咬緊嘴唇還是禁不住抽泣。那種不自覺的不平等太令人揪心了！我為孑孓朦朧的委屈痛苦，更為我的兄弟姐妹這種不自覺的不能平等待人痛苦，思緒萬千，愁腸百結……頃刻間我便失聲痛哭起來。那天下午我再也沒有寫出一個字來。至今每讀《孑孓》，我仍然感到一種淡淡的哀愁和壓抑……
李士文：哦，這使人很感動，很感動，不過……這情形倒使我們窺見到你獨特的情愫和氣質。另外，我剛才說喜歡《自行車》的前半截，因為我覺得它很樸實、很真實地表現了高尚的情懷，格調高潔；但後半截一般化、概念化了。我為此寫過一篇短文，編輯部不發，也不退，我也不問。這幾天重讀這篇，感受依然。
陳朝紅：我也有同感。在《自行車》中，包川似乎想向生活深處開掘，加深作品的思想意義，這個意圖和追求是很好的，但卻寫得不大自然，人物的情緒變化很陡，嫌生硬，而從藝術結構來看，前後也不夠協調，不像《母愛》那樣精巧凝練，文筆細膩。《母愛》寫的雖然是生活中存在的令人痛心的現象，但作者鞭撻的是不正之風，是使黨和政府解決就業問題的巨大努力受到阻礙的官僚主義，母親對黨和社會主義是充分信任和無比熱愛的，但她對現實生活的複雜性估計不足。她的死是使人感到沉重壓抑的，但也使人深思警醒。結尾是含蓄的一筆，閉上眼睛的母親似乎聽到了兒子被招工的喜悅，流下了一滴欣慰之淚，這分明暗示了生活的發展趨勢，使人充滿信心。這不是硬貼上去的光明尾巴，而是生活邏輯的真實反映。
李士文：對，《自行車》的前半截雖然好，但略嫌單薄，作者感到這一點才努力以後半截去深化，可惜出了問題。不過這種感覺和努力很可貴，它將誘導創作水平的提高。《相見》
果然使我們看到了包川前進的腳步。如果說前五篇在概括生活上還顯得有一定局限，人物也隻有某些性格方麵，那麼《相見》就在追求廣泛的概括，力圖塑造藝術典型，探索的步子是比較大的。長時期來，由於“左”的思潮和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的壓抑，有些主觀上較為懦弱的知識分子深深陷入自我卑微的痛苦中，習慣成自然地掩藏著正直、良好的本來麵目，似乎人性也遭到扭曲，直到近幾年才伸起腰獲得解放。這是痛心的悲劇之一，時髦的語言叫異化現象。江老師就是這種知識分子的形象，我看有一定的典型意義，就是說，作者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了探索目的。方坎這個形象差些，她青年時代的勃勃朝氣比較清楚，後來的變化和現狀就不太清楚了。不過總的說，這樣努力做廣泛的概括，開掘哲理性的主題，是包川前所未有的；作品也涉及廣泛，增強了生活的厚重感。可否認為，《相見》脫離了初期作品的那種味道，是個新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