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掩飾我的看法：我認為《門》寫得似乎更辛辣、更深刻、更耐人尋味。那吳科長的阿諛奉承，那鄭處長的耿直豁達，那周局長（周工）的書生氣，那王某的自私庸俗（號稱糖公雞），那趙工的天真無鑿，那孫工的尖酸刻薄，描繪得活靈活現，盡得其妙。圍繞著是否建一座門和怎樣建這座門的問題，把一批知識分子和管理幹部的心態和所以產生這樣那樣的心態的社會的和心理的原因，揭示得淋漓盡致、脈絡清楚。作者的刀筆是那樣淩厲、那樣不留情麵，深得契訶夫、魯迅的真傳，也令我們想起美國60年代的“黑色幽默”。她筆下的人物被解剖得十分徹底，就像剝光了衣服那樣無處躲藏。請看：“周還沒習慣局長的稱謂，眼鏡片鏡頭般對準吳，多次對焦，才確認是在招呼自己。”“修門與自己有什麼相幹？周認定這絕不屬自己的工作範疇，突然冒出一個人來討指示，就像逼他留下買路錢。……這老兄初涉官場，不懂得‘請示’下麵那種不老實的親狎。人家哪兒是逼他發指示，不過賣賣乖，像小狗兒小貓兒，見了衣冠楚楚之士，搖尾撒歡而已。”“鄭和吳一愣，什麼？他王，犧牲個人利益？規定還公家的雨衣，他說丟了，重領了一次又一次，似乎賊娃子是他喂家了的；路上撿的連號公共汽車票，拿去報銷，說是自己坐的，仿佛他長了七八個屁股；幫農民抗旱，他抽下草房上的襯木，要拿回家搭雞圈，還理直氣壯地說老婆有命令，就像他執行的是公安條例；為了賺錢，他寧可稱病退休……比一毛不拔的鐵公雞更厲害，連灰也要粘一身的糖公雞……就他，竟主動要求犧牲個人利益？那些見利忘義的生意人說，我不為賺錢，是為四化建設，能相信嗎？那些竭力安排親朋、子女、心腹到領導崗位、要害部門的官員說，我沒結黨營私、是為革命江山千秋萬代不變色，敢相信嗎？小小糖公雞，居然像染上感冒一樣，也染上了欺世盜名的流行病！”用不著再引證了，人物的心態、性格、嘴臉，都在這極富表現力的幽默詼諧、潑辣、簡約、凝練的語言中充分地顯示出來了。
作者對庸俗市儈流行病的鞭笞，並不停留在表麵的描述上，而是力求揭示出它的來龍去脈和新形勢下得以猖獗的特征。她指出了早些年那些左得可怕的人（有的甚至是群專隊員）現在往往最庸俗不堪。這個思想，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
包川是一個真誠而不輕信、內秀而不封閉、深沉而不神秘、執著而不迂腐的女性作家，她的這種性格與氣質，同樣地也浸透在她的作品之中，構成她特有的氣質與風格。她對生活是真誠的，但她並不輕信生活。這一點，在《母愛》中就已經顯示得充分了，在《外省人物風情》中就更有信服力。當她感受到生活帶來的切膚之痛時，她就不再重複那呢喃的淡淡哀傷，而變得冷峻、辛辣、無情、淩厲、深沉。特別值得高興的是，當社會的改革一步步深入，觸及到人們的各種社會關係，妨礙著一些人的實際利益時，她以藝術家的眼睛去尋求，發現蘊藏在人們心中的秘密，不回避，不文飾，照實寫來，而且寫得細致入微，實為難能可貴。
在我國當代文學的神殿裏，好的短篇小說可遇而不可求，優秀的短篇小說作家更是寥若晨星。包川的這兩個短篇，耐人咀嚼，耐人尋味。
《文譚》包川小說懇談會
吳野：今天約請幾位同誌開個小型座談會，為的是研究我們四川的一條“川”——包川。四川是否因四條河流而得名，據說有爭論，且不管它，有四條大河是事實。但四川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河川，有了它們才構成了四川水係的全貌。它們從峽穀深處發源，繞山石，穿叢林，雖不及長江的浩瀚深沉、氣象萬千，但潺潺不絕，舒卷自如，自有其天然的神韻。在四川文學水係中，包川也許就是一條平凡而又有獨特韻味的河川吧。同心同誌早就熟悉這條“川”，就請你開個頭！
何同心：平凡，又有獨特韻味，說得對。包川1979年以來的六篇小說確已表明，她同普通群眾有著血肉的聯係，飽含著她對人民深切而又略帶辛酸的愛和同情。60年代中，她走出大學校門後，在一家小工廠做了女工。多年來，她同普通群眾朝夕相處，共同經曆了十年動亂，憂樂與共，感同身受，留下了許多“難忘的、刻骨的記憶”。她懂得母親們的辛酸，孩子們的渴望，二級工們的困窘，以及他們心靈上受到的損害。而在粉碎“四人幫”後，人民迫切需要什麼呢？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和回答，就成了包川的內心要求。《相見》中說：“夢魘已經結束，祖國——母親被蹂躪得遍體鱗傷，需要我們去撫平……”是否可以說，這就是幾年來包川小說創作的主導思想？作者力圖幫助人們治愈創傷，激勵人們的建設熱情的願望是清晰的。她的作品有別於某些“傷痕文學”，不是去展覽傷痕，發泄不滿，而是以幫助人民為己任的。
陳朝紅：正因為包川與普通群眾有密切聯係，所以她的作品都是寫的凡人小事：買家具，買自行車，就業，愛情，友誼等。通過這些日常生活事件，她不僅僅是同情普通人民的疾苦和艱辛，描繪他們坎坷的命運和心靈的創傷，而主要是著眼於生活中的美，發掘普通人的心靈美，性格美，對生活的信念和對未來的向往等。這些凡人小事又總是與廣闊的社會曆史內容和時代脈搏相通的。所以讀包川的作品，既覺得親切，又發人深省。
李士文：的確，從包川的作品看，她對美有真誠的愛，對醜是辛酸、惋惜，殷切期望生活更美好，而沒有陰冷、絕望，這大概就是包川作品的傾向性吧。這種藝術特 色，可不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溫和的熱情？
吳野：溫和的微笑吧。包川同誌自己覺得如何？你今天既是作者，又是評論者嗬！
包川：我呀，我是來聽意見的。你們說得對，我這個普通凡人，對普通人有濃厚興趣。不過我從不奢望以教育者的姿態去教育誰，我是以普通人的心理，渴望表現我們普通人的困苦、歡樂，悲哀、希望。容我打個比方，就像我們同住在“勞動人民新村”的大樓裏，為了表現大家，我要一步步攀到頂樓，使自己視野廣闊些，看得更遠、更真切些。但是，我能上去的地方，我們新村裏的人個個都可能上去，有的人甚至總走在我的前頭。
李士文：是個個能上去，但作家有作家的方式，你包川又有包川的特點。我覺得，同描寫凡人小事相應，包川迄今沒有像《喬廠長上任記》《三千萬》等作品那樣，去直接反映重大社會矛盾，描寫尖銳的衝突。她好像不大習慣那種劍拔弩張的場麵，更喜歡從一個較為單純的角度講故事，散文式地展開生活畫麵，細膩地描寫人物的思想感情和人生命運。當然，兩種作品都可以反映重大社會問題。包川固然可以去寫尖銳的矛盾衝突，但也完全可以走原來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