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日本以保護僑民為名，試圖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炮轟濟南城，與中國北伐軍發生交戰，造成濟南慘案，殺害了中國外交部山東交涉員蔡公時等十六人。最後，在蔣介石表麵懲辦參戰主要軍官之後，日軍退出濟南。
1931年7月23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號召“攘外必先安內”九·一八事變
、“故不先滅赤匪，恢複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乃不能攘外“。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趁張學良調動東北軍主力入關參加中原大戰留駐華北之機，由司令本莊繁親自策劃，在沈陽附近的柳條湖破壞了一小段南滿鐵路，誣蔑此為中國軍隊所為，當夜向沈陽北大營之中國軍隊發動進攻，標誌著“柳條湖事變”——即“九·一八事變”的爆發。
張學良等部獲知後，認為這和1928年的皇姑屯事變如出一轍，遂令部下“避免與日軍發生衝突，蔣中正亦發電“不得與日軍反生衝突””，日軍遂將北大營內的守軍繳械、俘虜。駐防沈陽的中國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張學良命令部下嚴禁對日軍作戰，但團長王鐵漢等仍率部進行了抵抗，黃顯聲領導的沈陽警察也成為東北為數不多的給予日軍打擊的武裝力量。但他們皆不敵日軍，翌晨全城即告陷落，警察們在繳械之後大多被屠殺。東北主要軍事負責人張學良引咎降職，後赴歐洲躲避輿論譴責。
事變兩個月內，日軍占領中國東三省諸多主要城市，除在黑龍江遭到馬占山部等的強烈抵抗之外，並未遭受重大損失。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東北民眾自發組織了大量東北抗日義勇軍抵抗日本軍閥侵略，這些抵抗得到了關內民眾同情和聲援，國民政府亦在1933年起支持東北義勇軍，成立東北協會，負責人裴毓貞，並先後將學生送往黃埔軍校，如宋長誌、王多年（後任金防司令）等。1932年3月，日本關東軍在東北建立偽滿洲國，其傀儡政府名義上的領導人是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軍陸戰隊進攻上海閘北，一·二八事變爆發。駐守上淞滬戰役中國軍在堡壘中堅守
海的第十九路軍（粵軍）在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的帶領下展開回擊，隨後張治中率中央軍第五軍增援上海，雙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國、法國、美國三國公使介入調停。中共隨即擴張在江西的勢力，導致抗戰不利。5月5日，中日雙方簽署《淞滬停戰協議》，規定中國國民革命軍不得駐紮上海，隻能保留保安隊，日本取得在上海駐軍的權利，參與抗戰的主力國軍第十九路軍不得不離開上海，赴福建剿共，第五軍則撤退至蘇州、南京一帶，6月，日本軍閥全部退回日租界。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閥在中國北方的軍事行動並沒有停止，反而將軍隊開進長城一線，進犯熱河、察哈爾兩省，史稱“長城事變”。1933年1月，日軍進占山海關，開始向中國關內進攻。熱河省會承德遭到襲擊，僅10餘天即告陷落，駐守平津的西北軍第二十九軍宋哲元率部抵抗，中央軍第十七軍軍長徐庭瑤率所部3個師北上參戰，終不敵裝備精良的日軍和偽“滿洲國”部隊，長城抗戰失利。同年5月，日本軍閥向察哈爾進攻，並一度占領察北重鎮多倫，然而不久馮玉祥和吉鴻昌發起組織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經過5天的激烈戰鬥，奪回多倫，並成功將日本軍閥驅趕出察哈爾。5月31日，中日簽署《塘沽協定》，國民革命軍退甲級戰犯土肥原賢二
出熱河和冀東，日本打開了通往華北的大門。
《塘沽協議》後，由於日軍戰略重點轉向準備對蘇作戰和防範英、美，其侵略方針由單純的武力征服改變為在繼續準備發動武力進攻的同時，全力推行“華北自治運動”。
1935年1月中旬，日軍製造了“察東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認察哈爾沽源以東地區為“非武裝區”。5至7月，其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關東軍奉（今沈陽）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又借口“河北事件”和“張北事件”，脅迫南京政府批準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與梅津達成的條件，即“何梅協定”，及察哈爾代理主席秦純與土肥原簽定的“秦土協定”，接受日軍所提取消冀、察兩省境內的國民黨黨部等多項要求，使河北、察哈爾兩省的主權大部喪失。
同年9月，日本再度製造輿論，要求“華北五省自治”。
10月20日，日軍繼“豐台奪城事件”後，再次收買漢奸、流氓發動“香河暴動事件”，並一二九運動紀念亭
同時加緊進行以平津衛戍司令宋哲元為重點對象的上層策變活動。11月11日，土肥原賢二向宋提出《華北高度自治方案》，誘其出任華北共同防赤委員會委員長，誘惑不成後轉而策動灤榆區兼薊密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在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一月後改稱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同時繼續對宋及南京政府施加壓力。經過日軍、宋哲元、南京政府之間一係列的討價還價，12月18日，終於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既保存南京中央政府和宋的體麵，又有一定“自治”之實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在日本侵略者的壓力下，南京國民政府特派宋哲元為委員長，王揖唐、王克敏等為委員。在此期間，中國青年發起的反分裂、反割據愛國運動，要求保全中國領土的完整的一·二九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