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關文懷沙老先生幾件私事的“質疑”和“回複”成了網絡的熱門話題，關心和參與者眾多。其實，“質疑”的隻是文老先生的幾件私事。這樣的事如果出在一般人身上，即使李輝先生有天大本事也不會“質疑”出什麼結果。但是，文老先生是社會名流、國學大師，對這樣人的私事有“質疑”就不一樣了。再者，竊以為，這樣的“質疑”隻是李輝先生的開場白，下麵還會有更精彩的東西。這些可能才是李先生最想說的話。
當下，“質疑”隻是剛開始，文懷沙的私事隻是由頭，要說的話題還會很多。其一，文老先生的頭銜是怎樣戴上去的，是誰給戴上去？文老先生的頭銜很多，其中“國學大師”、“楚辭泰鬥”是最赫赫有名的。能戴上這樣的頭銜，即使在當下“大師”貶值的年代，也不是一般人物可以做到的。文老先生能戴上這樣的頭銜，和文老先生“百歲老人”的資曆不無關係，和文老先生自己的努力也是分不開的。試想一下，老先生自稱百歲，幾乎在中國現代史的“文海”中暢遊了一個世紀，和這個時期各式各樣的文人都打過交道，和他們中的大家又都是“好朋友”，交往密切。如當過章太炎先生的學生，做過魯迅先生的同學，和費孝通先生是在同一個“狗年”誕生的。如果這些都是屬實的，這樣的老先生戴上“大師”、“泰鬥”的頭銜也是能讓一些人信服的。但是，給文老先生戴上這樣頭銜的，更有其他許多人的手。這裏麵一定有要借助“大師”光環才能照亮自己的所謂“文門”“後輩”。這些人本來就是平常人，可是不甘寂寞，要做“人上人”。他們不遺餘力地給文老先生的經曆“添磚加瓦”，即使是道聽途說、子虛烏有也在所不計。因為他們相信，在越來越亮的“大師”光環的反照下，他們自己也一定會成為“凡人”。這裏麵還會有一類人，他們不是要借“大師”的頭銜成名，而是要成全自己的“麵子”，是要用這個頭銜去賺錢。近幾年，文老先生走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開講座，做報告，先生自己好不風光。而那些為文老先生學問“走穴”的始作俑者，給老先生“提包”、“開路”的人更是賺的“腰纏萬貫”。在這些人看來，“大師”光環的亮度和他們賺錢的速度是成正比的。當然，還有一部分人也要仰仗“大師”的盛名去成全自己的所謂“業績”，就是那些專門靠“寫”大師出名的文人們。他們的筆寫在稿紙上，字敲在鍵盤上，可是操守和良心早已經做了金錢的奴隸。行筆到此，對文老先生也挺同情，他自己可能很想當“大師”，可惜一己之力難支。不怕，還有許多人也想讓他成為“大師”。“眾人拾柴火焰高”，光亮的“大師”頭銜終於給文老先生戴上了。其二，文老先生戴著這樣的頭銜，四處遊說，誰是積極的鼓動者，最大的受益者？積極的鼓動者往往也是最大的受益者，隻不過他們所要的利益有不同的表現形式。這些人中要首推那些在文化上急功近利和好大喜功的官員們。文老先生可以在國內最主要的文化舞台上表演，可以在各種各樣的傳媒上露臉，除了那些靠“大師”頭銜的光環謀生的人積極活動外，官員的作用不能不說說。當下，很有那麼一些官員熱衷於和文人交朋友，尤其是那些位高權重的高官們更是喜歡把那些所謂“大師”奉為“座上賓”。這種附庸風雅本不為錯。但是，他們的目的卻很值得推敲。一來是為自己的政績。經濟建設的成果需要真東西，也需要時間，而文化成果可以來的最便利。於是，他們會不遺餘力地拉來那些所謂的“大師”為自己的政績增加“砝碼”。二來也是為了自己的私利，在這一點，他們的行為和目的與那些靠“大師”光環謀生的人毫無二致。如果說有不同的話，他們是用公款達到了自己私利的目的。在這些鼓動者和受益者中，還有一些人也出力不少，甚至他們的作用別人還無法替代。他們和文老先生本是“同門”，理應清高自傲，離那些被古代文人所不齒的“銅臭”最遠。但是，他們忘了自己的職業操守，丟了自己的良心，為了小團體的私利，也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用自己手中的筆，用自己手中的鏡頭，用自己手中的話筒，為那些本不該宣傳的東西“搖旗呐喊”。可以說，正是他們的作用，才使這些所謂的“大師”走進了尋常百姓，也才使那些本不該是“大師”的人成了“大師”。其三，當下的傳媒界和學界對“以訛傳訛”的低劣表演為什麼置若罔聞，推波助瀾？手段的日新月異，使當今的傳媒影響力無所不在，甚至無所不能。而知識“爆炸”和權威，又使普通百姓對學者的話深信不疑。因此，這兩個行業最不該是“以訛傳訛”的“傳聲筒”和“策源地”。但是，在這次“質疑”事件中，我們清晰地看到了這兩個行業中的某些部門、某些人確實做了最不該的事。他們對“以訛傳訛”這樣的低劣表演為什麼置若罔聞，推波助瀾，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是根本目的就是為了“錢”。文老先生在對“質疑”的回複中，謙遜地提及了他主編的《四部文明》。暫且不論這部“巨作”的學術水平高下如何，單就那“一億四千萬字”來說，稍有出版專業知識的話，就可以判斷出質量如何。據說，正是這件事才使李輝先生最後下決心提出“質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