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洛的研究對象所具有的創造性，正是在這種孩子般天真的意義之上的。或者，為了避免誤解，因為研究對象畢竟不是孩子了（他們都是50多或60多歲的人了），請允許這樣說，他們至少在兩個主要的方麵或者保留了、或者恢複了孩子般的天真。也就是說，他們是非類化的或對經驗是尊重的，而且他們是自發的，傾向於表現的。如果說，兒童是天真的，那麼，馬斯洛的被試者則是達到了“第二次天真”，正如桑塔亞納的說法那樣。他們的天真感知和表現是和老練聯係在一起的。
所有這些好像是在討論人天生的、普遍的潛能，是人性中固有的基本特性。這些固有的基本特性，由於人適應社會上存在的文化，就被掩蓋或被抑製而大多喪失了。
……馬斯洛的研究對象在另一種特性上也使創造性更有出現的可能。自我實現的人比較不怕未知的、神秘的、使人不好理解的東西，而且通常是主動地進攻，從中挑選出難題然後全神貫注地思考它。不妨援引一段馬斯洛對此的描述：
“他們並不忽視未知的東西，不否認它或躲避它，也不力求掩飾仿佛已經了解它，他們也不過早地組織它、分割它或對它分類，他們並不依賴熟悉的事物。他們對真理的探索，也不強求確定、保險、明確和有條理。正如我們在哥爾德斯坦的腦損傷者、或在強迫性神經症患者那裏所看到的異常形態那樣，當整個客觀情境有這種要求時，自我實現的人們可能安於無秩序的、粗獷的、混亂的、混沌的、疑問的、動搖的、模糊的、近似的、寬容的、偏差的狀態；在科學、藝術以及一般生活中的特定時刻，所有這一切是完全合乎需要的。”
因此，疑問、不明確性、不肯定性，以及作為結果的擱置的必要性就發生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是很苦惱的；但是對於一些人來說，這是愉快的激勵性的挑戰，是他們生活中的高潮，而不是低潮。
簡單地說，我們都應該以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不能像心理學家慣常認為的那樣，是直線理所當然的延伸。例如以困擾過我們的第一個二歧式為例，當你不能確定你的研究對象究竟是自私的還是不自私的（自然而然地陷入了或者是這樣或者是那樣的境地，這一個越多，另一個就越少，這就是馬斯洛提出這種問題暗含的意思——編譯者注）。她迫於事實的絕對壓力，不得不放棄亞裏士多德式的邏輯。
（從一種意義上說，馬斯洛的實驗對象是很自私的；而從另一種意義上說，他們又是很不自私的。二者溶合在一起，似乎不是水火不容的，而是在一個合理的、動力的統一體或合成物中，這很像弗洛姆在他有關健康利己的著名論文中所描述過的東西。馬斯洛的實驗對象就是運用這種方式將對立的東西融合在一起的。因此，把利己和利他看成是矛盾的和完全排斥的，這本身就是人格發展水平低下的特征。同樣，在馬斯洛的實驗對象身上，許多其他的二歧式也都轉化為統一體了。——編譯者注）認知和意動的對立（心對腦，希望對事實）變成了有意動結構的認知，像直覺和推理一樣得出相同的結論。責任、義務變成了樂事，樂事和義務合為一體。工作和玩樂的差距也縮小了。當利他主義成了令人愉快的利己的事情時，利己的享樂主義怎麼能夠與利他主義對抗呢？所有這些最成熟的人，也就是具有最強烈的孩子氣或天真的人，總是被描繪為具有最強烈的自我和最明確的個性的這些人，恰恰是最有可能易於沒有自我、超越自我和以問題為中心的人。
能把不協調一致的、彼此互不相容的各種顏色和形式，融入一幅整體的畫麵中，這是最偉大的藝術家所做的事情。這也是偉大的理論家所做的事情，他們把迷惑人的、不一致的事實放在一起，從而使我們能夠看出它們實際上是統一的。對於偉大的社會活動家、偉大的治療學家、偉大的哲學家、偉大的父母以及偉大的發明家來說，也同樣如此。他們全都是綜合者、都能夠把分離的、甚至對立的東西納入一個統一體中。
這裏所講的整合能力，是人體內部的反複整合能力，也是將他目前所做的一切整合起來的能力。如果創造性在一定程度上能依靠人的內部整合能力，那麼它就成為建設性的、綜合的、統一的、整合的創造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