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奧本海默事件已廣為人知。當時艾森豪威爾下令籌組的奧本海默調查委員會，以二比一的多數報告，雖然奧本海默沒有不忠誠，但“性格上有根本缺陷”，所以建議剝奪其安全特許權。（原子能委員會後來在施特勞斯的帶領下，以四比一的多數，支持這一決定。）公布委員會的建議超越奧本海默事件，成為頭版新聞，實現了哈格蒂打擊麥卡錫的目的，但它也正如艾森豪威爾擔心的那樣，引起了美國科學界的分裂。到處有人指出可恨的反猶太指控。奧本海默的支持者說，艾森豪威爾這樣做隻是為了撫慰麥卡錫。艾森豪威爾謹慎地指出，他並沒有懲處奧本海默，也沒有發現他犯了什麼罪，隻是讓他與原子能委員會脫離接觸而已。如果計劃的安全不受威脅，他不反對奧本海默為政府工作。艾森豪威爾寫信給施特勞斯：“為什麼不請奧本海默博士參加海水淡化工作呢？”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他含糊地讚揚奧本海默：“我了解奧本海默博士。像其他人一樣，我非常欽佩與敬仰他在專業與技術方麵的非凡造詣。有些事情我們不能深究。在沒有找到答案之前，我認為最好不要去過多討論這些事。”這樣，隨著“城堡”係列試驗的結束，隨著陸軍—麥卡錫聽證會達到高潮，公眾對於“喝彩”計劃及其影響的興趣開始減退。
在實施“城堡”計劃和宣布剝奪奧本海默安全特許權期間，艾森豪威爾抱怨陸軍—麥卡錫聽證會轉移了公眾對重大問題的關注。但是，他是主要受益者。他希望“喝彩”計劃和奧本海默能夠不被人注意，麥卡錫能夠吸引足夠多的注意力。結果1954年春，很少有人注意到艾森豪威爾已經啟動美蘇之間的氫彈競賽，包括製造洲際導彈的競賽。艾森豪威爾在這個最關鍵的問題上作出了重大決定，卻將公開爭論控製在最低程度。他甚至設法使奧本海默的免職不與製造氫彈的道德問題糾纏在一起。
蘇聯人未對“和平利用原子能”計劃作出反應，倍感沮喪的艾森豪威爾全力關注氫彈。氫彈成了他戰略和國防的中心，讓他能夠削減開支，同時提高美國核力量的領先地位。氫彈還被五角大樓裏的公共關係專家稱為“新麵貌”戰略成為可能。那就是更少的常規部隊、更多的原子火力和更低的開支。
“新麵貌”戰略的基本結構是規模擴大的戰略空軍和規模大為縮減的常規陸海軍。它依賴於美國在核武器方麵的巨大優勢。以陸軍參謀長馬修·李奇微為首的批評者稱，這種部署沒有做到平衡，因此使美國處於“孤注一擲”的境地。當然，李奇微是對的，因為杜勒斯在1月中旬的一場演講會宣布，艾森豪威爾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已經作出了一個“基本決定”，那就是今後對於任何可能出現的侵略，美國將以“我們自己選擇的手段及地點，立即實施報複。”當時有人請艾森豪威爾發表看法。他說道：“我個人以為，杜勒斯隻是說出了一個基本事實，實際上並沒有作出多大的決定。這隻是一個基本事實而已。”
但這種說法隻是加深了人們的迷惑，而沒有說明真相。如果美國的政策是對蘇聯的侵略立即實施大規模報複，那麼國會的宣戰權又如何處理？當年3月，杜勒斯解釋道：“如果蘇聯攻擊美國的盟國，總統不必請示國會即可宣戰。”國會和記者們對這種反應都感到不滿。整個春季，他們都在催促艾森豪威爾作出說明。
他解釋道：“作戰和宣戰存在區別。”如果蘇聯對美國這個“巨大的珍珠港”發動攻擊，他將立即采取行動，然後再盡快召集國會開會，“畢竟進行戰爭的時候你不能撇開國會。”至於具體的法律和憲法問題，艾森豪威爾承認：“我可能有錯，不打算爭辯。”總統還補充了一句話，充分說明了他與杜勒斯的關係：“我想與福斯特·杜勒斯討論一下。但和他談過之後，我確信我們這方麵的意見完全一致。”
問題是，記者們想知道他說的“這方麵”指的是什麼。它是否表示，一旦朝鮮爆發戰爭或美國決定支持在越南的法軍，美國就會向莫斯科或平壤投擲核武器？艾森豪威爾答道：“沒有一場戰爭會表現出可以預料的特性。它總是有所不同。”如果在遠離蘇聯或中國邊境的地方發生小規模戰爭，美國將如何實施大規模報複？對此問題，艾森豪威爾避而不答，而是重提珍珠港，警告說，在核武器時代，突然襲擊極其可怕。在此情況下，如果總統沒有立即采取行動，他“不僅要被彈劾，還要被處以絞刑”。
越南彌漫的戰火使得大規模報複的問題不再是紙上談兵。法國人還在勉力支持，但已力有不逮。法國政府厭倦了戰爭。生命與金錢的消耗已經到了令人無法承受的地步。對美國人來說，局勢同樣不堪忍受。長期的僵持將會耗盡法國的資源，使它永遠無法履行在北約中承擔的義務，而這正是艾森豪威爾的首要考量。此外，法國人正要求美國提供更多的資金，乃至飛機和部隊，還利用艾森豪威爾迫切需要的歐洲防務共同體來訛詐美國。法國人說，如果在印度支那得不到支援，他們就不能批準歐洲防務共同體。
擺脫困境的辦法顯然就是法國取勝，但問題在於，如何在不出動美國飛機和軍隊的情況下取得勝利。朝鮮停戰協定簽署不到一年，艾森豪威爾不可能派遣美軍重返亞洲大陸。即使他想這麼做，“新麵貌”戰略也不會允許——根本沒有可以調動的軍隊。
艾森豪威爾增加了對法直接軍事援助。那時，美國到底為了這場戰爭支付了多少錢，根本說不清楚，因為他們通過許多辦法掩蓋了確切數字。但是一般估計，美國援助約占總開支的75%。法國人現在要求美國派25架轟炸機和400名空軍人員為其服務；艾森豪威爾給了他們10架轟炸機和200名人員。
2月8日，在共和黨領袖的一次會議上，萊弗裏特·索頓斯托爾參議員不安地提出了美國軍人前往印度支那的問題。難道這次由共和黨人擔任的總統，又要暗中把美國卷入另一場戰爭嗎？索頓斯托爾提了這樣一個含蓄的問題，而艾森豪威爾對此鄭重作答。他認真解釋了把美國空軍的飛機交給法國人來對付越盟的原因，並向索頓斯托爾保證，這些人一個都不會進入作戰地區。艾森豪威爾承認，自己“擔心地麵部隊會被困在印度支那”，並承諾6月15日就把200人全部撤離該地區。
盡管艾森豪威爾強調減少援軍人數，明確了這些人撤離越南的時間，但他還派遣了第一批美國軍事人員前往越南。當然，正如艾森豪威爾堅持的那樣，這絕非不可改變的措施。但是，美國還是派軍進行支援。至於結果如何，他非常擔心。1月初，他曾告訴國家安全委員會（據速記員記載）：“總統強調，他無法想象美軍向東南亞任何地區派遣地麵部隊。馬來西亞可能是例外，因為它是我們近海島鏈的屏障，必須全力保衛。總統激動地說，我極力反對在其他地方采取這樣的行動。印度支那這場戰爭會拖住我們成師的部隊！”
遠在1964年《東京灣決議》通過之前，艾森豪威爾對於美國向越南派遣地麵部隊說得更為明確，也更有預見性。1964年，他在撰寫總統回憶錄時宣稱：“印度支那的叢林……將把美軍的師一個接一個吞噬掉。不習慣此類戰爭的美軍將會遭受重大傷亡……此外，越來越多白種軍人可能會加劇亞洲人的憎恨。”（將近一年之後，當回憶錄出版時，他刪去了這段話，因為那時美國已經卷入越南戰爭。他不想批評總統。）然而1954年法國在奠邊府痛苦掙紮的漫長時間中，一個恐怖的幽靈占據了他的思想。
3月中旬，來自越南的報告突然不複以往的樂觀。艾倫·杜勒斯說，法國人現在覺得他們在奠邊府成功的把握隻有一半。此外，法國總理勒內·普利文告訴美駐法大使道格拉斯·狄龍：“滿意的軍事解決已成泡影。”
3月23日，法國陸軍參謀長保羅·埃利來到華盛頓，討論增加輸送美國物資的問題。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與埃利舉行了一係列會談。埃利要求美國增派飛機，而艾森豪威爾則在越南獨立問題上向他施加壓力。最後，艾森豪威爾同意向法國提供幾架能夠投擲凝固汽油彈的C-119“飛行車廂”運輸機。“它能使大片地區變為焦土，暴露敵人的炮兵陣地。”但法國政府還沒有對許多重大問題（主要是歐洲防務共同體和印度支那獨立）“作出答複”，所以艾森豪威爾不願讓美國采取直接幹涉的軍事政策。
艾森豪威爾知道，倘若奠邊府失守，必定有人要求美國進行幹涉。他著手為反對這種要求尋找支持。他的辦法就是為美國出麵幹涉設置條件。而且這為數不少的條件根本無法實現。第一，法國明確宣布越南完全獨立。第二，英國參加所有幹涉行動。第三，至少有部分東南亞國家參與。第四，國會必須事先明確表示完全同意。第五，他要求法國把戰爭指揮權交給美國人，但法軍繼續參加戰鬥。第六，法國必須證明他們並不是要求美軍來掩護他們撤退。
艾森豪威爾提出的條件，盡管是無法實現的，但在他看來，卻是在維護某些不能讓步的基本原則。杜勒斯坦白告訴埃利，除非有必勝的把握，“否則美國不會打出自己的旗號，派出自己的軍隊，以國家的聲望來下賭注。”艾森豪威爾本人還表達了另一原則。他在未出版的回憶錄中寫道：“美國置身事外的最重要理由就是，在世界所有大國之中，美國是唯一一個有著反殖民主義傳統的國家……在反殖民主義國家中，美國是最強者，這是自由世界一筆無法計算的財富……與東京三角洲乃至整個印度支那相比，美國的道德地位更需要保衛。”
因此，艾森豪威爾拒絕充分滿足埃利的要求。埃利將軍向更願意伸出援手的雷德福求助。他們一致同意，在西貢展開名為“禿鷲行動”的美法聯合計劃，突襲奠邊府周圍的越盟。埃利和雷德福希望，當奠邊府形勢緊急時，艾森豪威爾會迫於壓力而出兵幹涉。實際上，有部分艾森豪威爾的助手認為法軍是有意在奠邊府失守，目的就是迫使美國實施幹涉。
4月5日上午，杜勒斯打電話向艾森豪威爾報告，稱法國人對狄龍大使說，他們的印象是“禿鷲計劃”已經獲得同意，並暗示美國可以對越盟投擲兩三枚原子彈。艾森豪威爾請杜勒斯通過狄龍轉告法國人，他們肯定誤會了雷德福的話。艾森豪威爾說，“不可能采取這樣的行動”。沒有國會的支持，突襲“完全違背憲法，毫無依據”。他告訴杜勒斯“看看還有什麼別的辦法”，但再次警告說，“我們不能參與實戰。”
如此一來，艾森豪威爾放棄了幹涉。但他沒有棄東南亞於不顧。他顯然想組成一個地區集團，劃出界線，實施遏製政策。正如杜魯門在40年代末在歐洲所做的那樣，艾森豪威爾想在東南亞把共產黨封鎖起來。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首先要說服國會、美國人民和印度地區值得爭取的潛在盟國。歸根到底，如果美國都不準備與法國並肩作戰，這些人（或別的什麼人）為什麼還要為印度而戰鬥呢？
在4月7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艾森豪威爾發表了他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關於印度支那的聲明。科普利新聞社的羅伯特·理查茲請他談一下印度支那對自由世界的戰略重要性。艾森豪威爾答道，首先“是它的位置具有特殊的價值，因為那裏生產世界所需的原料”。其次“是許多人可能會受到反對自由世界的專製統治”。最後他認為，如果美國完全放棄東南亞，接下來就會失去整個印度，然後是緬甸、泰國，接著是馬來半島，最後是印度尼西亞。“失去那些地區，不僅意味著喪失了原料及其供應來源，遭受慘重損失，而且還會喪失千百萬人民。”更糟糕的是，失去東南亞，就可能會失去日本、台灣和菲律賓，從而威脅到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4月23日，奠邊府的局勢萬分危急。杜勒斯給艾森豪威爾發來了一係列令人吃驚的電報。杜勒斯國務卿稱：“法國幾乎就在我們的眼前分崩離析。”他為奠邊府受到的世界性關注而惋惜，“從我看來，奠邊府已經成了一個與其軍事價值完全不相稱的象征。”杜勒斯堅持認為，“軍事或邏輯上的原因都不能說明奠邊府的淪陷會導致法國的信心崩潰，喪失對印度和歐洲防務共同體的希望。”在另一封電報中，杜勒斯說，法國人堅持認為隻有兩個選擇：采取“禿鷲行動”或要求停火。眾人對“禿鷲行動”意見不一。雷德福、埃利和尼克鬆三人都認為這個行動就是動用三枚原子彈，而杜勒斯認為它隻是美軍B-29飛機采用常規炸彈實施“大規模轟炸”。
艾森豪威爾給歐洲盟軍最高統帥阿爾·格倫瑟寫了一封經過認真推敲的長信。他把格倫瑟看做自己與法國領導進行溝通的最可靠渠道。他再次重申美國不可能單方麵實施幹涉（“人們會指責我們推行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至少也會被人說成是搞可惡的家長式統治。”），並抱怨“從1945年起，法國一直未能確定她最怕的是蘇聯還是德國。結果，法國的歐洲政策一片混亂，進退失措！”艾森豪威爾認為，法國的問題出在領導和精神這兩個方麵。“唯一的希望就是出現一位具有號召力的新領袖。”
接著，艾森豪威爾用嚴肅的口氣列舉了他希望格倫瑟向法國傳達的要點。奠邊府淪陷並不意味著戰爭的失敗。艾森豪威爾希望法軍能留在越南，並承諾“增派已經在該地區的亞洲和歐洲部隊”，即不會出動美軍，但美國會承擔費用。法國應該同意越南獨立。艾森豪威爾希望歐洲盟軍統帥轉告法方，最終目標就是在東南亞按照北約模式建立一個“國際協調”體製。
這是艾森豪威爾首次直接提到“東南亞條約組織”這個想法。重要的是，他對歐洲盟軍統帥提出了這一想法。他首先想到的是北約。他個人強烈的反共意識，肯定在他的越南政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然，他對現實的考慮使這一政策有所緩和。但他對法國的擔心也是考慮的重點。他覺得，對待法國人就像對待孩子一樣。他必須支持普利文，因為據傳普利文是他讓法國人批準歐洲防務共同體的唯一希望。如果共同體失敗，重整德國軍備就更難實現。而沒有德國的重新武裝，北約繼續是一個空架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東亞條約組織的誕生，是出於北約的需要。
5月1日，卡特勒向艾森豪威爾總統遞交了一份文件草稿。文件探討了在越南使用原子彈的可能性。艾森豪威爾告訴卡特勒：“我認為美國不應單方麵使用原子彈。”他還說：“你們這些家夥肯定瘋了。我們決不能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裏對亞洲人再次使用那些可怕的東西。我的天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