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七年秋天，在楓葉初紅的東湖邊，與湖北省農科院一位教授作過一番交談，年近七旬的老人所言與阿斯塔菲耶夫遺囑有異曲同工之妙。
作為農業科學方麵的專家，很自然地就聊到了水稻之父袁隆平。老人平靜地對我說，在農業科學界，大家普遍重育種，不願意搞栽培。因為育出一個好種子，可終身受用。就像袁隆平那樣。其實袁隆平最大的發現，是發現水稻不是自花授粉，水稻開花居然是分母花與公花。袁隆平發現的是母花，那些用來授粉的公花則是大家一起尋找到的。栽培技術研究起來很複雜，也很費力，等到有了成果，操作起來卻非常簡單，站到田間地頭，與沒讀過幾天書的農民對對火抽支煙，就能說得清清楚楚。老人將這輩子全花費在栽培上。一九九七年，省內發生大麵積凍害，相關機構預測全省農業要大幅度減產減收。他帶人專程到重災區看過後，負責任地斷言，產量不會減多少。老人說，一株麥子一般要分蘖出五到六枝苗，主枝凍死了，別的枝株就會通過大量吸收營養長成新的主苗。這時候隻要加施一遍肥就行。以栽培作為學問進行研究的老人，曾在國際上首先發現，殘存在凍死麥苗內的大量營養，不會損失，而會輸送到新的主苗體內。所以他建議，不得將凍死的麥苗割去做它用。這樣的研究花費了幾年時間，動用了當時最先進的鈷十二射線探測法，才弄清其機理。正如麵對農業科學全無知識的我，老人後來每每隻用三言兩語就將這些說得十分透徹。如此了不起的學術成果，就算是文盲也沒有聽不懂的，對此老人用一個最為普通的故事作為形容。譬如一個老人突然死了，什麼也來不及交代，就不要急著將其舊物全部處理了，裏麵肯定藏著他們一輩子的積蓄。麥苗也是這樣，凍死的苗葉裏，營養還蓄存著。
在老人的經曆中還有一些根本就不能當作學術成果總結的。
江漢平原上的沔陽，曾經建造了一座投資七千萬的麥加工廠，是為做啤酒配套的。老人到實地看過後，當即斷定其難以為繼。
做啤酒的麥是要大麵積種植的，一齊收割，一齊貯存，如此才能保證其發率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沔陽等地雖然也種大麥，但那是家家戶戶在棉花地裏套種的，栽培過程不一樣，收割過程不一樣，貯存就更不一樣了。這樣的麥，能有百分之七十的發率就不錯了。如此效益比的麥加工廠絕對要虧損。
老人的話讓我明白，為什麼袁隆平培育出來的超級水稻理論上產量應該達到兩千公斤，而實際產出隻有八百到九百公斤。
老人與阿斯塔菲耶夫在不著邊際的空間中，相互成為彼此的表裏。老人用他的畢生證明了阿斯塔菲耶夫遺囑的珍貴。阿斯塔菲耶夫用作品論述了老人心靈與鄉村的完美融合。
老人與阿斯塔菲耶夫其實最想表達的是，在鄉村麵前，某些所謂的現代文明是可恥的。就像日亦異化的城市，他們隻要鄉村，而不需要鄉村生活。一如天下之嫖客離不開妓女，隻是貪婪於妓女的性器官，而痛恨妓女們的性生活。
詩意的消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現代化所包含的科學技術、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是要給這個世界以富足、公平、安定，但也幾乎可以肯定是，這樣的社會將會是更平庸、更世俗、更功利。生命中充滿詩意的阿斯塔菲耶夫，一定是先一步看到未來詩意的缺乏，他說文學一無用處時，一定是在這個對詩意失去向往的社會深深痛惜。
在美國波士頓猶太人屠殺紀念碑上，銘刻著一位叫馬丁.尼莫拉（MartinNiemoller）的德國新教牧師留下的發人深省的短詩：
在德國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在靈魂苦澀的時代，假如認為靈魂的無益，總有一天靈魂將會不再護佑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