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之後，我寫過一部名為《大樹還小》的小說，一些硬要對號入座的城市中人，最是受不了其中描寫他們偷雞摸狗的那些文字。他們用各種方式對這篇小說以及個人人身講了許多蠻不講理的狠話。我不懷疑他們說自己如何深戀鄉村的那份情感，讓我覺得惋惜的是那些將對鄉村的理解深刻到了曲解。其實，隻要平靜下來想一想，城市中人是如何看待鄰裏偷水偷電，就能理解在鄉村所謂偷雞摸狗了。
鄉土之人，是因利益越來越少，才越來越被利益左右。
從出生開始，我和我的那些不得不在一起的玩伴們，便天天過著被一九六九年才出現的下鄉知識青年們竭力詛咒的日子。鄉村普遍隻給下鄉知識青年記六到八個工分，從不肯記十分滿分，從不肯教下鄉知識青年們駕牛犁田，怕將鄉村的看家本領學去了。最為致命的是吃住都在一起的下鄉知識青年們，妨礙了鄉村一到收獲季節，就在黑夜裏私下分配親手收獲的各種物產。某種意義上，我們的處境遠不如下鄉知識青年。每逢放假，生產隊長就會毫不客氣地上門來派工，稍有不服，生產隊長就會惡狠狠地表示，要將我們的父母揪出來示眾。不管我們做得好和不好，到頭來也不會給我們記一個工分。每一次，我們拿著糧油供應本到糧管所去買糧食都會提心吊膽，害怕生產隊長真的會派民兵將全家人賴以活命的糧油供應本沒收了。因為他們說我們是寄生蟲，吃的糧食都是他們種出來的。在鄉村，這是一種極為普遍的說法，因為太普遍了，便成為左右其日常行為的指導思想。在可以選擇的諸多對外來者進行責難、非議、詛咒和謾罵的詞彙中，最發自內心，因而從語氣中感到分量最重的正是這樣的一句。
無論如何，這類說法都是一種事實。
即使是這中間存在著被意識形態省略掉的“貨幣交換”，這樣的交換過程中有著太多不公平。
有一年，外地來的幾個朋友約了本地一些人小聚。席間就下鄉知識青年與鄉村的話題，有人很有針對性地說了一番話。大意是，自己至今還同當年的鄉親保持著聯係。鄉親來武漢時，總會送一大包衣物給他們。我當然明白，對方說送些衣物給鄉親們時，少了一個很重要的形容詞：舊。那一天的我，不知是哪根筋被絆動了，極為罕見地當麵指其虛偽，並不顧禮節中途退席揚長而去。將城市裏的舊衣物送到極為貧困的鄉村，這已成了嚴冬到來之際例行的慈善活動。我不能接受一些人將自己棄之不用的舊衣物當成與鄉親們的聯係紐帶，而且還鄭重其事地加以炫耀。後來，我一直在自責這樣做是太苛求了。我也明白隻要人間有一絲溫暖在，就會有人因為凍不死而感到無尚幸福。那天，出門上了出租車我才想起，應該提醒他們去看看那部將農民定位成隻有四分之一城裏人的法律。這種無恥於文明的法律肯定不是他們製定的，然而，隻要是受益者，就是當事人，就應該懺悔，就應該為自己捐了幾件舊衣物還好意思到處張揚而羞愧。
“恩賜態度不僅是虛偽而且不當，與貧困一道蹣跚而行的窘迫、悲慘、遺棄和死亡，不需要我們的微笑，而需要我們的羞愧。問題的本質是，要想消滅貧困、廢除貧困才是撬杠的支點。”麵對弱者時，是否認識到，真正的富裕是心靈之中與生俱來的悲天憫人，任何此類缺失便是我們永難推卸的過錯。
一個從鄉村來的窮親戚，在獲得城裏人淘汰下來的一包包舊衣物後，就連在他們麵前高聲說笑，甚至是與人說起家裏那隻母雞最會下蛋的權利，都會被消減到最低限度。
對於文明社會，貧困的鄉村必須擁有天然的索賠權。
我信任這樣的判斷。正如老邁的父母之於自己的兒女。否則，靠施舍過日子的人是沒有權利在施恩者麵前高聲說笑的。
剛剛過去的五月一日是俄羅斯當代經典作家阿斯塔菲耶夫誕辰日，一百零一年前，他生於西伯利亞偏僻的小村奧夫相卡。他雖曾在其他城市工作、生活過，但是早早地未等落葉就歸根，深居故鄉的木結構小屋裏靜靜寫作。該地現已改為故居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