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的人民公社時代有一種最常見的準罪惡，男人們一到冬天就被派往水利工地，留在家裏的女人，被工作組和生產隊的幹部，明裏引誘，暗地欺侮。那時候，說起對人民公社的憎惡，拋開其他，單單是情感因素，在許多的女人成了一種披著製度外衣的少數男人的犧牲品後，想要讓人繼續喜歡這種製度就太難了，這也叫做人性。
一個拋棄前生前世的社會，必然是政治與文化上的全麵專製與獨裁。
刀子殺人，一刀隻能砍死一個。用文化施暴，一句話就能斬斷許多人的生路。
有一陣，文化圈內盛行評說別人：你真農民！被評說者如果真是農民，那樣一定會像臘月天被人兜頭兜腦地潑了一桶帶冰碴的糞水。這類暗藏文化暴力的幽默，從不針對真正的農民。走在寫滿文明時尚的大街上，真的遇上那些衣衫襤褸灰頭灰臉的農民，普遍的做法是，正視前方，連斜眼都不看他們一下。今天在滿世界裏拋頭露麵的人中，隻聽到兩個人大聲地公開喊叫過，我是農民！第一個人是被許多人稱為雅士的西北作家，第二個則是有美男作家之稱的大學教授。二人敢這樣說時，就連生他養他的父老都不相信他們是農民了，隻是某個事件惹惱了他們，所以才搬出農民來，暗示自己也能像農民一樣做出與所謂文明社會格格不入的行徑。
曾經有記者用生花之筆寫道，當年某某先生曾經語重心長地提醒我，你是農民的兒子，寫作時應該如此這般，我聽信了他的話，於是，就寫出小說《鳳凰琴》。見此文章時，我實在忍不住地笑了。是那種不懷好意的笑。在傳媒時代，太多的新聞與消息讓人不得不姑妄聽之。那一次，在笑過之後，突然開始在心裏感謝這位胡編亂造的記者，若不是他指鹿為馬，這輩子我也不敢妄稱自己是農民的兒子。
在我三十多歲時，因為安葬去世的爺爺，父親領著我們回到總在傳說中出現的老家。傳說中的一間半屋，“文革”時還曾庇護過從客居之地逃回去的父親，以及帶著我的兩個妹妹前去看望他的母親。而我，隻能麵對連瓦礫都沒有一片的廢墟，和廢墟上幾畦鄉親們種下的蔬菜。為此，從前的鄰居不好意思地再三說，什麼時候我們要回去起新樓了，他就將蔬菜連同地上的肥土全部挖掉。聽父親大度地說，不種菜就會長草，都是一樣的。站在廢墟上的我，眼睛突然潮濕起來。
從爺爺記事起，我們這個家族就沒有一寸屬於自己的土地。
我曾渴望自己是個有土地的農民。爺爺領著我們在租住的房屋附近，不停地開墾出一塊塊小菜地，並從兩裏外的小河裏挖回一擔擔潮泥鋪在上麵，種上一陣，眼看這些被當成自己家的土地變肥沃了，那個永遠剃著光頭，並且與不少已婚女子保持著曖昧關係的生產隊長，就會連招呼都不打，在某個播種季節，指揮他的社員，種上生產隊的小麥、高粱、紅芋、綠豆或飯豆。受打擊的還不僅僅是這些。當身體上的男性特征一天比一天明顯時，我無法擺脫周圍的環境，開始像所有鄉村中的男孩，一邊想著四周哪個女子是自己的愛情，一邊想著如何才能擁有一所自己的房屋。我曾經在算術本上用自己學到的幾何知識計算過，蓋一處前後兩間的房屋需要多少口土磚，如果以每天製作十口土磚速度，一共需要多少天。同樣，我也計算過，種下一株泡桐樹，十年後就可以砍下來做成椼條。其餘的瓦，以及鋪瓦用的桷子，我也一樣地有過精心籌劃。然而，有一天，比我大五歲、已經有媒人領女孩來認作未婚妻的房東家大兒子，一句話就打破了我的美夢。他說我不是農民，沒有資格在貧下中農的土地上蓋房子。那時候，指出這樣的事實，比如今痛罵某某樓盤漫天要價還要令人絕望。作為學生每學期要填幾份登記表格，按照相關規定，像我這樣的家庭出身隻能填寫：革命幹部。而不能寫上可以使人趾高氣揚的貧下中農一詞。當我終於意識到自己的身份與農民兒子有著與生俱來的區別，我開始當著爺爺的麵，背叛我們用汗水和老繭打造出來的小小的、但是肥沃的田野。
爺爺固執地領著他的長孫，繼續在修過水渠的山坡上開墾著處女地。在爺爺的命定裏，讓他極為痛苦的是鄉土對他的背叛與傷害。鄉土中的物質利益十分稀薄，事情的不愉快，一般都是因此連帶出來的。我們居家所在的生產隊隊長，敢於心照不宣地給一些女子派些輕鬆的生產項目，就在於隊長家的女人同樣不僅僅屬於丈夫所有，在我們這些剛剛懂得男女之事的少年聽來，那個女人喜歡的男人若是排成一排，隊長本人隻能站在末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