爺爺的雇工生涯是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淪陷之前結束的。
設在武漢的八路軍辦事處派專人送信到林家，說明了日本人要來的情況，日本人曉得平型關戰役是林家小兒子指揮的，肯定會對林家人施以報複。林家人便先行一步向長沙一帶“跑反”。爺爺沒有隨他們離井離鄉。他要留下來保護自己的妻兒老小。第二年，爺爺懷著一身織布手藝來到武漢，在六渡橋附近的一家布廠裏當工人。沒多久就在上班路上，被幾個看他不順眼的日本士兵當街攔住。
小的時候我們沒顧得上問，等到我們想起來要問，爺爺已經長久地歸於故土了。於是隻好在種種猜度中選擇我們家族中普遍讓人看不順眼的缺失。黃岡土語，每個字的發音，都含有不同程度的剛烈與尖銳，與其對話，每每會有金屬撞擊的反應。文化大革命中，林家的小兒子在天安門城樓上大聲說話，那種聲調就是最平常的例證。這種類似吼秦腔，靠腦腔共鳴的發聲方法，大約影響到了眼神，在清高孤傲之外還有並非刻意的幾絲攻擊性在不斷閃爍。所以，我想當年作為占領者的日本人豈能容忍被這樣的語氣與目光所回應。
一場慘到不能再慘的毒打之後，爺爺被扔在街上，直到黃昏時分才被幾個黃岡同鄉發現，抬著送回那個叫鄭倉的小地方。躺在床上的爺爺，生命所仰仗的維係細如遊絲，隻要再被蚊子或者螞蟻踢上一腳，後來他對自己八年雇工生涯，硬被一些人認作是受剝削和壓迫的長工的憤憤不平就不會出現了。隨時隨地都會一去不返的爺爺，在苦熬了十幾個月後，居然帶著胸脯上那隻一輩子不再消失的黑洞站了起來。
小時候，我們沒有不怕爺爺胸前那隻黑洞的，害怕一不小心就通過那隻黑洞看到爺爺的五髒六腑。爺爺與胸前那隻黑洞像朋友一樣相安無事地過了幾十年，到頭來也是這苦難的老朋友，提前宣告爺爺生命的終結，它讓一道清水一樣的分泌物從黑洞裏流出來，汪汪地像從未見過的爺爺眼淚。
似這樣流出的每一滴水有多深？
在充斥著革命氣氛的近代史書寫中，長工和雇工雖然都是稱謂，社會定性卻差別極大。因為經過幾十年的反複宣傳，長工作為名詞的含義，已經等同於被壓迫、被剝削，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社會中最苦難階層。隻要有誰在關鍵時刻站出來說，自己是三代長工出身，其話語權力必定會轉移到他手中。相比之下，雇工的政治分量就輕多了，即使是九代雇工出身，也不太可能引起別人注意。為著這樣的稱謂，爺爺曾經十分嚴厲地大發脾氣。那一回，我們從學校回來，拿著筆和小本本，要他按照學校所布置的，訴一訴他在林家當長工所受的各種苦難與壓迫。最初，爺爺隻推說忙，剛從自己開墾的菜地裏回來，又轉身回去種菜秧，接下來還要到山下的小河裏挑五擔水，兩擔澆到菜地裏，三擔倒入廚房的水缸中。爺爺發脾氣是在夜裏，他都上床睡了，我們還在糾纏不放。於是，他大聲衝著我們吼起來，讓我們明天上課時告訴老師，他不是林家的長工，也從沒有在林家當過長工，哪個不信，自己搭長途車去黃岡的回龍山調查。第二天上學，需要交社會調查內容的作文時，我隻揀最簡單的告訴老師，爺爺沒有訴苦，因為他說他隻當過雇工，從沒有當過長工。事實上，那時候學校的老師，年紀稍大的多少都會沾染某些政治上的不幹淨，他們沒有回應爺爺的話，轉身走開時，好像忘了全班唯獨我沒有上交他所布置的作業。
爺爺在後半輩子裏，多次提起來說，如果日本人不來，自己一定能夠在林家再當二三十年雇工。爺爺說這話時的表情，帶著明顯的與某種幸福擦肩而過的遺憾。爺爺的遺憾中，還包含著對林家人不得不舉家遷去北京的無奈。已經不是爺爺認為自己是雇工自己便是雇工的時候了，帶著北方土改經驗南下的幹部們所說的話才能算數。有了稱謂上鐵定了的幾個長工，加上在日本人攻陷黃州城之前林家就有兩台鐵製織布機，林家的地主便當定了。
紀念工農紅軍長征勝利七十周年的那年，我曾受中國作家協會之邀參加“重走長征路”活動。前無阻敵，後無追兵，難熬的隻是旅途漫長。坐在車上，也不知是如何說起來的，山西長治的一位女作家告訴我，他們那裏搞土改時，殺地主是有指標的。譬如趙樹理的老師所在的村子，按計劃要殺四個人，大家思來想去，隻有趙樹理的老師值得一殺。在劫難逃的老師，見勢不妙，就給在縣裏當副書記的趙樹理寫信，希望免他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