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諸多的人生目標中，名和利是兩大主題。雖然有人說追逐名利者俗不可耐，隻因名利為浮雲。但是在幹事業的人眼中，名利雙收仍舊是不變的主追求。有理想的人在實現理想的路上並不過於計較名利，但是在成就之後反而迫切的需要。這是因為，功成名就被狹義地理解了，其實，掌握自身命運的權力高於一切虛名。
1.文武兼用，王霸兩專
一直強硬的人會引發埋怨，一直軟弱的人會失去大好時機和人際支持。隻有恩威並施，文武兼修的領導者才能離成功更近。
王道貴文，以德治天下，霸道尚武，以力取天下，前者取柔，所以積弱易亡，後者取剛，所以積怨速亡，各有所偏。綜觀中國古代，有尚文、有尚武，也有文武雜用、王霸兩道兼施。
綜觀曆代天下英雄豪傑，凡奉行王道霸術者，大致有如下特點：盡為有所作為的人物；盡為智能人物；能利用時世，又能造就時世；能守能變，能屈能伸；有大勇，有確定的人生目標與誌向；知人善任，愛惜人才。
這是行王道霸術的人們的共性，這共性曹操當然具有，但僅有這些那曹操就不是曹操了，他還有他的特點，即：挾天子以令諸侯，打的是皇帝牌；放縱情性，不拘小節；敢冒險，常死裏逃生、亂中取勝；認定有道理，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這些特點，既是曹操用霸術而兼用王道的主要表現，也是曹操梟雄人生的突出特點。戎馬一生，手握重權，又處亂世，因之王霸之道對曹操來講太重要了。縱觀曹操的一生，其實就是王霸兩道共用的一生。隻不過三國時代特殊的曆史背景，曹操對霸道似乎更鍾情一些。
作為三國時期中國北方的實際統治者，曹操雖然也下達過幾道推行王道的政令，如《修學令》、《抑兼並令》、《禮讓令》、《清時令》、《整齊風俗令》
等，但這些王道願望與舉措，與緊張的三國爭戰，與絲毫鬆懈不得的朝廷內部的爭權奪利相比，畢竟讓曹操想得到卻常顧不上，所以對其一生事業似不重要。也由於此故，在定都許都以後，尤其在赤壁之戰慘敗後，曹操在內政上更多的是用霸術鞏固自己在北方的霸主地位。當然，於曹操這也就是鞏固根本，要真正鞏固根本，他還須把關中的事情辦好。
奪取關中，就是對曹操王霸兩道並用的極好印證。當曹操一個個掃蕩了北方的對手後，如呂布、袁紹、烏桓、黃巾義軍等，他的戰略目標就是向南爭天下，也就是征服東吳與西蜀。但赤壁一戰，曹操認識到南征不易，並且即便南征，關中馬超、韓遂等始終是後患。其實，曹操對關中一直頗為用心，甚至對關中諸將一直比對劉表、孫權還認真。因為在建安初年，劉表忙於征服南邊的戰爭，孫權年幼剛登位，還來不及有什麼大舉動；再者劉表即便想對曹操怎麼樣也是猶猶豫豫，做不出什麼舉動。關中諸將不同，他們有兵有將，雖無大誌向，但擁兵自重也無憂患，於是也就便於行動。隻要他們想壞曹操的事，揮師東進，那曹操就麻煩了。所以曹操在攻呂布、戰袁紹、征袁術的同時，總要把關中的事情安排得叫自己放心了，才大軍起程。也就是赤壁之戰以前對關中諸將大體采取的是安撫、籠絡的策略，這與曹操用鍾繇督率關中諸軍，用人得當大有關係，當然更得益於“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地位。
但盡管如此，馬超、韓遂是口服心不服，這一點曹操心中有數。所以赤壁之戰後，奪取關中，就成為曹操統一北方的最後一戰，也是南征無後顧之憂的必要條件。
王霸兩手並用，也就是有理、有利、有節。因為馬騰、馬超、韓遂等都接受了朝廷的任命，並且在建安十三年馬騰攜家人到朝廷任職，僅留馬超在關中督率軍馬，韓遂在第二年也把兒子送到鄴城。如此對他們用兵，以中央而攻地方，實乃豺虎之行，這是說不過去的。第二是要拆散馬、韓聯盟。在關中諸將中，馬超、韓遂實力最大，而馬騰與韓遂是把兄弟，雖有前嫌，但後來和好，私誼甚深，且為生存，共同對敵，團結得就更緊了。所以務必分化他們，以便各個擊破。在解決第二個問題時，曹操實施的辦法是：拉攏韓遂，孤立馬超。曹操給韓遂寫了封信，討好韓遂說：“將軍從前反叛朝廷，那是有人逼迫您，您沒辦法才這樣做，這一點我明白。現在國家如此，希望您早來朝廷，我們共同匡扶漢室。”曹操真實目的是想把韓遂弄到朝中控製起來，就像對待已在京中的馬騰。對曹操的邀請和誘惑，韓遂很矛盾，結果就是上麵說的，把兒子送到鄴城，實際做了曹操的人質。無故進攻人家，還要師出有名，曹操煞費苦心也沒一個好辦法。就在這時，鍾繇給曹操出了個主意，請兵三幹，以討伐漢中張魯為名進入關中。曹操立即從鍾繇的提議中看到自己需要的東西，立即請荀或征求衛覬的意見。衛覬說出一番道理：關中諸將，本無大誌，封官得爵，已經心安。如果大軍進軍關中，說是征討張魯，而張魯還遠在漢中，關中諸將必然疑心丞相是征討他們的，那局麵就不好收拾了。曹操極不讚成衛覬的分析，因為這正是他需要的、期待出現的局麵。
因為大軍進入關中，無論馬超等行動或不行動，對曹操都是有利的。馬超等按兵不動，說明他們信服丞相的軍事安排，關中無敵人，當然是好事；如果馬超等舉兵反叛，正好出師平叛，奪取關中，使整個中國北方完成一統，日後南征便無後顧之憂。曹操此一策略可謂一箭雙雕，又萬無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