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族音樂在世界各地的廣泛傳播
民族音樂的傳播取決於音樂作品的民族化。民族化的音樂首先是音樂在創作風格上的民族化。筆者認為，湖南音樂家黎錦暉、黎錦光、黃源洛、賀綠汀、呂驥、向隅、黃友葵、何紀光、白誠仁、魯頌、石夫、李穀一、譚盾、張也、王佑貴、宋祖英、吳碧霞等，都是中華“民族樂派”的代表性人物。他們的可貴之處是把自己民族的音樂上升到了一個比較精致的層次，同時又保持著這種藝術的民族自我認同。而這“民族樂派”與我們以往在音樂史中所了解的民族樂派是不一樣的，不能把他們和歐洲各國的民族樂派相提並論。歐洲各國的民族樂派是把自己民族的東西融彙到古典音樂傳統中去，其結果是最終豐富了古典音樂傳統；而湖南音樂家做的正好相反，他們是把古典音樂的東西融彙到自己的民族音樂裏去，結果自然是提升了自己的民族音樂。
20世紀初期，黎錦暉在長沙擔任周南、明德等四所學校的音樂教員的時候，就為了改變教材全部套用西方音樂現狀，免去學生學習生澀之苦，采用西方的音樂理論，記譜方法，編唱我們自己民族熟悉的旋律，用我們民族戲曲聲腔的真假聲相結合的唱法，教導我們民族最早接受西方音樂的在校學生。可以說，黎錦暉先生是實踐著把古典音樂的東西融彙到自己的民族音樂裏去的最早探索者。同時，黎錦暉先生不僅自己是探索者，而且他所教導的這種思想影響了一代又一代。
音樂大師賀綠汀，雖然抗戰期間在論述民族音樂的文章中曾將歐洲19世紀的“民族樂派”作為中國新音樂應該效法的榜樣，但他自己的一些創作聽起來絕不像裏姆斯基·柯薩科夫、肖邦、格裏格、德沃夏克……在對音樂形式的處理上《四季歌》、《天涯歌女》聽不出有什麼西洋味，《嘉陵江上》、《遊擊隊之歌》雖然作曲技巧上更直接采用西方作曲技法，但節奏中的神髓仍是中國的。他曾要求學生注意中國鑼鼓節奏的音樂性，並把《遊擊隊之歌》的簡譜去掉音高，隻顯示節奏，表示仍然是音樂。事實上這首歌的創作靈感據說就是聽見一位八路軍戰士敲軍鼓而產生的。《晚會》中的中國節奏則更不用說。賀綠汀骨子裏的“中國性”使他的創作並不融於西方音樂。他早年的成名作《牧童短笛》因“中國韻味西方技法”而得到西方音樂界讚譽，但他不是西方音樂史上所稱的“民族樂派”而是中國自己的“民族樂派”。這位最早將外國人寫的《和聲學理論與實用》翻譯過來的作曲家和音樂教育家，在20世紀中國這一特殊的時代生活和工作，雖然沒有大部頭的音樂創作，但他畢生倡導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音樂創作思想，對中國音樂界曾產生過巨大影響。
作曲家陳剛在他的《經典賀綠汀》一文中深情地寫道：“聽！賀老，在你親手創辦的‘音樂家的搖籃’上音附小的琴房裏，正在奏著《牧童短笛》的琴聲！你不就是‘牧童’——那個在邵陽縣出生、愛聽馬往塘牧童唱山歌的農家孩兒嗎？你不就是‘短笛’——那個不僅自己會吹竹笛而且用鋼琴再現笛聲、傳遞心聲的吹鼓手嗎？”當然，我們不得不敬佩那位洋伯樂——那位對中國情有獨鍾的，不僅娶了位中國妻子，而且在中國第一次舉辦了“中國風味鋼琴曲比賽”的俄國作曲家車列蒲寧！是他，獨具慧眼，百裏挑一地將《牧童短笛》選上唯一的一個一等獎！是他，將這首劃時代的中國鋼琴曲從北平演奏到歐美，將‘LUTINGHUO’這個中國農家子弟的名字刻上世界音樂家的排行榜。”
為什麼俄羅斯的車列蒲寧會特別喜歡中國的《牧童短笛》？而且這麼成功而且長盛不衰？答案其實隻有一個，那就是因為賀綠汀的身後是幾千年的民族文化積澱，幾千年的民間情感表達。賀綠汀生長在湖南省邵陽祁陽交界的一個小村莊，從小就熟悉並且喜歡那裏的山歌小調、花鼓戲、祁陽戲音樂，成人後每到一個地方最吸引他的都是當地的民間藝術，多方的采集積累使得民歌已化入他的骨髓，借鑒一點西方的形式、技法，就有了中國現代音樂的誕生。他為電影《馬路天使》寫下了《天涯歌女》和《四季歌》，是兩首蘇州民謠的重新填詞改編，填詞的是田漢，改編的是賀綠汀，他保留了那份濃鬱的鄉土味，加上了他的人情味，他的俠骨柔腸，他對小人物的同情和對春天的呼喚。當然，你盡可以不去管它究竟是來自哪裏的哪一首民歌，反正你一聽就會喜歡，就會記住，那麼樸實流暢的旋律，和流淌在你骨血裏的東西是一樣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民族色彩越濃，就會越受世界的歡迎，賀老深知這一點，他再三對自己的學生們強調：“一個音樂家至少要掌握300到500首民歌，要把民歌化到靈魂裏去。”他親自教授民歌，還把民間唱單弦的藝人請到上海音樂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