饑和渴是動物心理學中的重要研究課程，我們之所以沒有進行一些高級課程的研究，是因為我們實際上並不知道白鼠是否有任何可與我們對於愛、美、理解、地位等的高級需要相比的東西。用目前動物心理學家所掌握的方法我們怎麼能夠知道呢？對於我們人類來講，這種絕望的老鼠的心理學最要不得，這些老鼠不是被逼在死亡線上，就是由於害怕電擊和疼痛而萎縮逃避。在這樣一種處境裏，人類是很難認識和發現它們自身。類似一些研究也在猴子和猿身上實驗過。
從重視程度上考慮，對理解和洞察力的研究要比對智力的高低水平、思維的簡單而複雜程度以及機械識記、盲目聯係學習法上要重得多。對於一般動物的研究常使人忽視動物智力的高級水準。
當哈日邦德指出一隻老鼠能夠同人一樣繞出迷宮之後，迷宮就不應當再作為研究智力的工具。我們早已得知人類比動物具有更高的學習本領，任何不能顯示這一區別的研究方法就如同測量一個在低矮的屋頂下彎腰弓背的人的身高，在這種情況下，測量所得到的隻是屋頂的高度。以迷宮作測量智力工具的遊戲是無法測出其智力高低的，也不能探知老鼠的潛力有多大？這種傳統研究方式隻能造成一種結果——限製人性發展。
顯然，以高級動物作為研究對象能夠獲得更多的有關人類心理的成果。值得深深反思的是，研究對象為動物的研究勢必把人類所特有的能力扼殺，比如說慚愧心理，運用符號和語言的能力、愛情、幽默感、藝術審美力、良知、內疚感、愛國主義、理想追求、詩歌與音樂創作，哲學與科學研究等。
動物心理學對於研究那些人類與靈長類共有的特點是有幫助的，然而，對於人類所獨有的能力和比動物更高級的能力的研究卻力有未逮。社會製度、文化本身經常被視為一種改變、強迫或抗拒個性的力量，而不把它正確視為滿足心願，加速成功、創造美滿的力量。文化是一係列的問題，還是一係列的機會？文化塑造論很可能是長期同病態心理打交道的結果。
文化是問題還是機會
在健康人身上，模仿、暗示、仇恨、敵意等屬於次要力量，因此社會心理學不應隻注重它。
應當研究民主製的理論、無政府主義的理論。研究民主的人際關係，民主的領袖。研究民主政體的權力，民主製之中人民的權力，民主領袖的權力。研究無私的領袖的動機。健康的人厭惡對他人有控製權。低上限的、低等動物的權力概念過多地控製了社會心理學。
原來的社會心理學隻注重對競爭的研究，而很少對利他主義、友好無私、合作的研究。而且，對於自由和自由人的研究在社會心理學中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位置。
文化是怎樣改進的？異端的存在有哪些好作用？我們知道，沒有異端，文化絕不能前進或改善。異端沒有得到更多的研究的原因在哪裏？它們為什麼一直被視為病態畸形的東西？它們為什麼不屬於健康範疇？
在社會領域內，對兄弟般的關係，平等主義的研究應受到對階級、社會等級，以及統治的研究的同樣的重視。
談及文化與人格的關係時，人們往往把原動力作為文化，原因在於文化的力量強大，但同時，它也受到人們更強健、更健康的抵抗。文化適應隻在某種程度上對一部分人起作用。對於獨立於環境的情況，應進行研究。
民意測驗的基礎是不加判斷地接受關於人的可能性的一個低限度的概念，即，假定人們的自私或純粹的習慣決定著人們的表決結果。這是事實，但隻是人口中99%的不健康者的事實。健康的人至少是部分地根據邏輯、常識、正義、公平、現實等等來投票、販賣或做出判斷的，甚至當出於狹隘、自私的考慮，這樣做有損於自己的利益時，也是如此。
在民主政體的國家中，尋求領導地位的人往往是為了有機會進行服務而不是控製別人。為什麼這個事實遭到如此嚴重的忽視？盡管在美國曆史和世界曆史上它一直是一種意義深遠的重要力量，但一直完全遭到忽視。很明顯，傑弗遜絕不是因為權力能為自己帶來私利才尋求領導地位的，而是他感到他應該奉獻自己，因為他能夠將需要做的事情做好。
我們應當把研究對象定為有責任感、社會義務感、社會道德心，以及誠實、正義的人，這樣才更有意義。
應當研究社會運動的參加者，為原則、正義、自由、平等而戰的戰士，研究理想主義者。
應當研究偏見、冷落、被剝奪以及挫折的積極作用。心理學家很少研究病態心理的豐富的多麵性，遭到排斥也有好的後果。特別是那種值得懷疑或內容不健康的文化更應該擯棄，雖然對於個人來說也許是一種痛苦，但確確實實是件好事。自我實現的人常常這樣自我排斥，他們對於自己不讚同的亞文化群退避三舍。
相對而論，我們對於暴君、罪犯、心理變態者的了解遠比對聖徒、騎士、行善者、英雄、無私的領袖的了解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