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蘭性德，字容若，是清代滿族最傑出的詞人，其父明珠，官至太傅，主持朝政多年。納蘭性德雖出生在門第顯赫的貴族家庭，18歲就中舉人，22歲被康熙皇帝選為禦前侍衛。但他卻無意於官職的升遷，喜歡治學，寫詩賦，惜友情，重然諾。“以風雅為性命，朋友為肺腑”，他與顧貞觀一見如故，互相傾慕。當他讀了顧貞觀的《金縷曲》後，心情十分激動，向顧表示，“不欲成此舉者，非人也！”決心承擔營救吳兆騫的重任。在他的一再懇求下，其父終於應允以重金贖回吳兆騫。由明珠出麵，宋德宜、徐翰學等人也同意捐款相救。
康熙二十年，51歲的吳兆騫終於回到了北京．當他出現在納蘭性德家裏時，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形容枯槁發須皤然的老翁，在寧古塔的淒苦生活，使他過早地衰老了。這時，一股暖流湧上他的心頭，感激之情化成了滾滾熱淚，他在好朋友麵前痛痛快快地慟哭了一場。納蘭性德把他留在家中擔任授讀，“三載賓筵，錦衣鼎食”。可惜他已經是一段膏蠟燃盡的殘燭，到54歲時就因病逝世了。
吳兆騫在坎坷的一生中，寫了許多詩文，給後人留下了一份文學遺產——八卷《秋茄集》。顧貞觀寫給他的二闕《金縷曲》，因為納蘭性德在祭吳兆騫的文中曾說：“金縷一章，聲與泣隨，我誓返子，實由此詞。”所以被人傳誦為“贖命詞”，成為清詞中的壓卷之作。顧貞觀與吳兆騫間的生死之交，成為文壇佳話，至今仍被人們所傳頌。
張際亮與姚瑩患難與共
平生知心者，屈指能幾人？
——白居易
張際亮與姚瑩不僅是詩友，也是誌同道合、患難與共的朋友。
張際亮，福建建寧人。他才華橫溢，秉性耿直，不隨流俗，廣結大江南北的仁人誌士，如林則徐，姚瑩、魏源、黃爵滋等，其中與姚瑩的交往最為密切。
姚瑩，安徽桐城人，是鴉片戰爭時期著名的抵抗派將領。他擁護和支持林則徐嚴禁鴉片積極了解外事，關注國計民生。他就任台灣兵備道後，堅決抗擊英軍侵略，為保衛祖國海疆立下了汗馬功勞。但他反而遭到昏聵腐朽的清政府的革職查辦，被橫加罪名，逮入京師問罪。這一冤獄在當時知識分子群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張際亮聞訊痛心疾首，此時他重病在身，仍不辭勞苦，四處奔走呼號，竭盡全力為姚瑩鳴冤伸屈。決定親自伴陪姚瑩進京，以示對好友抗敵衛國之舉的支持和對清廷製造冤獄的強烈抗議。
1843年7月，押送姚瑩入都的囚車途經淮上，張際亮在此迎候多時，做好了護送友人北上、同赴囹圄的準備。姚瑩為張氏義舉感激不已，但極力勸止張際亮進京。然而，張際亮決心已定，毅然抱病陪隨姚瑩的囚車，踏上了凶多吉少的北上艱途。像張際亮那樣對清廷製造冤獄、打擊賢良深表不滿的誌士不乏其人。當姚瑩被押至北京南郊的長辛店時，竟雲集了30餘位京官名士在此相迎。姚瑩入獄後，人們更是為之奔走營救，不懼危險入獄探望。清政府迫於輿論壓力，不得不把姚瑩釋放。可是，本來就病魔纏身的張際亮，此時因長途跋涉使病情愈益惡化了。京師諸義士為張際亮的高風亮節所感動，紛紛前來慰問。張際亮在臨終前請求姚瑩協助他整理自己生平所撰詩作，後世所傳《恩伯子堂集》就是由姚瑩在張際亮病榻前編纂好，經張氏首肯，並於他故後刊行的。
張際亮的病逝，使姚瑩悲痛萬分。他以真摯的感情，寫下了《祭張亨甫文》和《張亨甫傳》寄托對故友的深切緬懷。他灑淚護送張際亮靈柩回故裏安葬。
張際亮抱病扶囚車北上，為友伸冤；姚瑩揮淚護靈柩南行，報友恩情，這是一幕多麼悲壯、感人的情景，它不僅反映了姚、張和人間的生死交往，同時也是當時愛國知識分子赤誠報國的生動寫照。
田漢與周信芳劇壇知己
合意友來情不厭，知心人至話投機。
——馮夢龍
田漢與周信芳都是我國劇壇的一代宗師，兩人交往密切，友誼深厚，在戲劇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話。
田漢18歲去日本求學，途經上海觀看了周信芳的京劇藝術。1923年秋，二人相見，一見如故。周信芳說：“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今天我們能一見如故，明天就以兄弟相稱吧。”從此，二人交往甚密，一起切磋戲劇曲目。
1928年，田漢創辦了南國藝術學院，不久受挫停頓，轉而集中力量辦南國劇社。劇場難借，又沒戲台，在周信芳的全力支持下，公演贏得了廣大觀眾的熱烈歡迎。
1930年，田漢改編的《卡門》被國民黨當局禁演，田漢遭搜捕。由於魯迅先生的及時警告，田漢轉移，悄悄來找正在演出的周信芳，周信芳給田漢改了裝。又拿出錢給田漢，然後設法將其送到日租界的一位朋友家裏，田漢才免遭拘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