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蔓延看起來更像是對國家主權的侵蝕——與曆史中的國家相比，現代國家主權籬笆牆似乎在許多方麵已經矮了很多。從曆史意義上來講，主權國家有七大支柱：發動戰爭的能力、保持隔離狀態的能力、自給自足的經濟能力、控製信息與人員流動的能力、保持獨立傳統政體能力、保持主體民族純潔血統能力、和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能力。但隨著全球化的日漸深入，可以顯著地看到這七方麵在不斷地發生變化。在曆史上，一國行使武力的時候更多考慮的是兩者戰爭力量的對比，而現代往往更多考慮的其他大國的幹涉，這種因素已經成為決定是否發動戰爭的主要因素。另外，核武器的出現，也是國家間戰爭首次止步於一種威力強大的武器麵前，甚至可以說冷戰之所以能維持近50年的和平，是由於核威懾的效果；曆史中的國家十分注重本國居民的穩定和人口的數量，努力維持人口增長和防止人口流失，因為眾多的人口是國家的財富、武力和強盛的基礎，保持與周邊國家相對隔離的狀態有利於國家的穩定和強盛。這一點在東方的中國、日本表現的非常顯著。曆史中各個國家間的交流很有限，很少談的上現代意義上的國際合作，倒是這種相互隔絕更具現實意義。而在現代，國際交流則十分重要，因為這是獲得國際先進知識、技術和各種製度和貿易的重要手段；曆史中的國家大多保持自給自足的經濟體係，統治者多認為依賴他國的經濟模式無疑是受製於人，這會大大限製其在必要時采用武力的能力。而現代國際貿易已經達到細化國際分工的水平，一個國家失去國際貿易則會變得十分危險，甚至會導致國內經濟的崩潰；在曆史中，一個國家的絕大部分信息是保持在少數人手中的，識字的人很少，能參與國家決策的人更少，往往這種決策隻限製在金字塔的頂端，底層的民眾僅僅是被動地支持決策而已。統治者視掌握國家信息和杜絕國家間人員交流為控製權力的要素。而在現代，尤其在西方國家，民眾和民間公司掌握著大量信息，也就必然參與到政治決策中，並且完善的信息反饋體製又保證了信息在政府與民眾的暢通，有時國家在需要的時候，還會舉行全民公決。如歐共體的許多成員國就由全民公決來決定是否加入歐元區等。同樣，互聯網、無線通訊等現代信息交流方式可以說已經完全超越了國界的限製，地球上的任意兩個人隻要擁有必要的設備都可以保持即時聯係；在國家政體方麵，傳統的各種文明特色下的君主製已經受到無法抵禦的衝擊。以冷戰期間為例，世界明顯分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政體陣營。美洲文明中的龐大帝國、非洲各種土著政治體係、亞洲傳統的帝王製度、阿拉伯世界的宗教領袖與世俗國王等所有的文明體係都受到歐洲民主政治的衝擊，現代幾乎沒有什麼國家能真正獨善其身；在民族血統方麵，傳統中一直十分重視民族區別，尤其在異族統治的帝國中表現得更為明顯，如在中國滿清時期，滿族統治者就采取許多維持民族血統的措施，如限製滿漢通婚等。而在現代，美國則是一個幾乎包容世界所有民族的國家，同樣，作為反例，日本卻還在努力限製外國人血統的流入；在文化方麵，全球化的另一傑作就是促使世界上許多小語種的消亡。在今天，有許多民族的人不會說自己民族的語言，甚至在印度這樣的文明古國中，官方語言還是英語。在許多文化習俗、服飾、禮節、餐飲等方麵，也或是消失或是變異，原來的國家文化特色已經大為遜色。
國際政治學者安德魯-斯科特（Andrew M.Scott）研究全球化對國家的影響後認為，這種相互依賴和滲透已經改變了國家利益和國家定義兩個概念。在國家利益方麵，國家更多地扮演的是全球經濟分工的角色，而不是獨立主權國家的自我利益角色，即“國際體係為中心的利益”。相應，國家定義也應該注重強調國際體係中的色彩。這種國際分工利益的重要性已經超越威斯特伐利亞體係奉行的國家利益至上的概念。顯然，如同東南亞金融危機、墨西哥金融危機和巴西經濟危機、以及1973年的石油危機導致的全球股市暴跌、1986年廣場協議導致的日本十年經濟停滯、中國強勁發展對世界的衝擊等都證明了任何國家都已經深刻地融入到全球經濟中了，這種融合似乎已經證明國家邊界已經無法再以防波堤的麵目阻止全球利益的流動了。
盡管全球化與國家行為體間遠沒有達到和諧的境地，但迄今為止的這種趨勢顯然還會進一步吞噬傳統意義的國家主權。也許這是一種矛盾，在今天的世界各地同樣也存在許多反全球化的聲音，畢竟，有利益先得者就會有利益失去者。相互依賴的背麵就是滲透帶來的痛苦，甚至這種痛苦有時會轉變為一種反全球化的革命。曆史還是尊重矛盾運行的規律的，矛盾的反複是一種正常表現。如同英國君主製的複辟一樣，盡管已經與以往的王權至上不可同日而語，但今天無論是英國女王的威信還是皇室成員的緋聞都是公眾的焦點，甚至會影響英國和埃及、西班牙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