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苑囿或私家園林，除了主要山池以外，還要在有限麵積內構成更多的風景，因而有必要在布局上劃分若幹景區，以滿足遊覽要求。因而要使各景區的麵積大小和配合方式力求達到疏密相間。主次分明，幽曲和開朗相結合。同時，山、池、房屋的形狀和花木的品種及配置方法盡量做到多樣化，使人們從這一區轉入那一區時，感到步移景異，有節奏地發生變化。但各景區之間，有些以封閉為主，有些用封閉和空間流通相結合的手法，使山、池、房屋和花木的部署，有開有合，互相穿插，以增加各景區的聯係和風景的層次。
園林風景的布置並非雜亂無章，而是在人們遊覽過程中“動”和“靜”相結合的客觀要求下進行設計的。例如對於廳堂、亭、榭、橋頭、山巔和道路轉折等停留時間較長的觀賞點，往往根據對比與襯托的原則，構成各種美好的對景。據北宋初期已有“值景而造”的布局，知當時園林早已注重對景方法了。此外，還善於利用地形，采用借景和屏障等方法，互相因借抑揚，使遊人從任何一個角度都能欣賞到不同的景色和景深的變幻，具有含蓄不盡之意。在這方麵，中國古代匠工和畫家們創造了很多優秀手法，豐富了中國園林藝術的內容。
園林中的遊覽路線，在小型私家園林大都采用以山池為中心的環行方式，但苑囿和大型園林的遊覽路線則比較複雜，除了主要路線以外，還有若幹輔助路線，或穿林越澗，或臨池俯瞰，或登山遠眺，或入穀探幽；或循廊，或入室，或登樓，使風景時而開朗，時而隱蔽，不斷發生變化。因此，這種方法在組織風景和滿足人們動靜結合的遊覽要求方麵，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城市
隨著國家而出現的城市，是統治階級進行政治、經濟統治和生活享受的基地，同時也是人口、財富最集中和文化最發達的地方。因而城市布局向以宮室為主，輔以官署和生產生活有關的建築以及城垣、壕溝等防禦設施。在考古學方麵，夏、商和西周的都城目前尚在探索階段，但古代文獻和遺跡證明春秋戰國間的都城已將宮室作為主體，並具有規劃整齊的布局，此後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又陸續出現了長安、洛陽、開封、南京、北京等當時世界上規模十分宏大的城市。這些城市都善於因地製宜，並按著需要有計劃地進行建設，創造出多種多樣的城市麵貌，其他各地地方行政中心的省、府、州、縣城也都按著行政等級，有一定的布局原則。此外，漢以來因國防上需要，在邊境和沿海地帶還建造很多防守據點的城市。所有這些，顯然和中國封建社會的中央集權、政令統一的政治製度具有密切的關係。
從春秋到戰國，以宮室為主體發展起來的城市，如周王城、齊臨淄、趙邯鄲、魏大梁、楚鄢郢、韓宜陽等都是這時期的大城市，其中臨淄戶口約達七萬戶。當時文獻如《考工記》記載的王城製度雖尚待證實，可是近年來考古發掘，發現侯馬晉城、邯鄲趙王城和易縣燕下都皆有巨大的夯土台位於縱軸線上，應是原來宮室遺址。此外，戰國若幹小城市也都具有規劃整然的街道。而漢長安城遺址發掘也已證明街道寬度沿用《考工記》所述以車“軌”為標準的方法。同時漢長安以閭裏為單位的居住區也見於戰國人補充整理的《管子》和《墨子》二書中。由此可見這些記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春秋戰國間的城市布局情況及其規劃思想，並對後來各朝代的都城建設發生了不少的影響。
秦都鹹陽的城市布局，采用不對稱的建築群體組合形式，它因地製宜，依山就勢，削山坡為土台，沿山邊築城郭，基本上是按自然地形發展起來的，在規劃上衝破了戰國時各國王城及周都洛陽的以宮室為中心的規劃思想。
漢朝初期的首都長安因先營宮殿，後建城垣，城的平麵成不規則形狀，但主要街道仍作丁字或十字相交，並以水溝劃大街為三道，兩側植樹，此外還建設了若幹閭裏和市場。自此以後，作為全國政治與文化中心的都城，大都采用規則式平麵布局，漢朝後期的首都——洛陽的宮室、苑囿位於城中央及其迤北一帶，而漢末的魏鄴城將宮室移於全城縱軸線的北部，使城內交通更為方便。這種布局方式經兩晉到北魏、東魏又增加東西二市，在這基礎上產生了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隋唐長安城。
長安的宮室、壇廟和重要的官署位於南北縱軸線上的北端及其兩側，並以整齊的道路網將全城劃分為若幹棋盤形。每一棋盤格稱為“坊”，繞以坊牆，各成一區。除城內東西兩側各有一個專供商業貿易的坊外，一般的坊主要供市民居住，並在地形較高的坊內選擇若幹製高點，建造官署和寺觀等，使全城輪廓高低起伏，富於變化。
城市綠化根據漢以來傳統，在主要大道兩側植槐，而洛陽從隋朝起以櫻桃、石榴作行道樹，河岸則植柳，為唐長安和北宋東京所沿用。更重要的，從北宋起，封閉性坊製已名存實亡，並取消集中市場，代以住宅和商業混合的街道形式，可是都城布局在封建製度和傳統禮教的影響下，仍力求方整和對稱，並以建築物的體量和色彩來強調宮室為主體的城市中軸線的作用。
元、明、清的京城雖然宮室、壇廟、官署位於城的南部，但整個規劃仍以對稱、整齊為基本原則。至於南宋臨安(今杭州市)和明南京(今南京市)等少數都城，因利用舊城與結合地形的關係，城市平麵呈不規則形狀，但依然將城市作為一個整體來規劃與建設的。其中如禁城宮城和官署都是按照周代王城製度布置起來的，“三朝五門”，嚴整有序，是明成祖(朱棣)營建北京的藍本。
明清的首都北京城，其布局特點是嚴格按照古代奴隸社會王城製度——“左祖右社，麵朝後市”格局來規劃與建設的。以皇城為主，位於南北中軸線上，占據城市中心部分。從大清門起經紫禁城直達地安門，這一軸線完全為帝王宮廷建築所占有。於紫禁城前左側建太廟，右側建社稷壇，並在城外四方建天(南)、地(北)、日(東)、月(西)四壇。因為皇城居中，實際上將整個城市劃分為東西兩部分，給城市交通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在整個城市布局的設計思想上充分反映了當時統治階級所推行的儒家思想。
另一方麵，中國古代各地的城市建築，創造了很多因地製宜的布局方式。北方城市多位於平原，所以城市平麵和道路係統,多數方整規則。南方傍山臨水的城市，因為結合地形、常常形成不規則的布局，但道路係統仍力求整齊。就中江南地區由於依靠河流為運輸線，城內除道路以外，還開鑿很多河道。例如蘇州，至遲在七世紀就有了內外兩套環城主要河道與若幹水門，再在城內開掘一套與街道相輔的河道網，其中有垂直相交的幹線，也有與街道平行，通至住宅前後的支線，供運輸和排水之用，充分說明當時規劃的完整性和嚴密性。
此外，唐末到北宋，成都、江夏、蘇州、福州等城市陸續建造磚城；北宋起，有些城市還在城垣外側建馬麵；成都、蘇州及江南若幹城市用磚鋪路；福州街道則有九軌、六軌、四軌、三軌、二軌五種不同寬度，路麵用石塊鋪砌；明初修建北京城時，主城已有了磚築的下水道係統，用以排泄雨水及汙水；紫禁城內並設有規劃完整的排除雨水的溝渠係統，均用磚石砌築，質量很好，是古代下水道工程的巨大成就；還有都城和紫禁城的周圍都有護城河環繞，主要起防禦作用。同時用護城河引水橫貫人宮，兼供防火之需。城內大麵積的水麵是什刹海與三海，前者是一般市民的遊覽區，後者則是帝王獨占的苑囿。這些湖泊的水源都來自玉泉山等處，向東南經德勝門水關而入城，經九閘，彙流至大通橋迤東注入運河，水道溝渠係統的規劃性是相當健全的，標誌著當時城市建設工程所具有的高度技術水平。
古代建築技術的主要成就
戰國、秦、漢(前475～221年)
從戰國至秦漢，建築工程技術和建築材料手工業有了一定的發展。由於生產經驗的積累，陶質建築材料——磚、瓦和下水管等逐步提高了質量，增加了品種；鐵工具的廣泛使用，也促進了建築工藝的進步，中國建築的結構體係和建築形式的若幹特點，到漢朝已基本上形成。
戰國時代的屋麵已大量使用青瓦覆蓋；板瓦、筒瓦的堅實度和色澤，以及半圓形瓦當上所飾花紋，比之西周時期都有顯著進步。磚的種類除裝飾性質的條磚外，還有方磚和空心磚。秦漢兩代的圓形瓦當，花紋疏朗而富於變化。鋪地方磚和空心磚有許多是模印花紋的。從戰國、西漢到東漢，墓室結構由梁式的空心磚逐漸發展為頂部用拱券和穹窿，解決了商朝以來木槨墓所不能解決的防腐和耐壓問題。當時拱券除用普通條磚外，還用特製的楔形磚和企口磚。發券的方法，或用單層券，或用雙層與多層券。每層券上往往臥鋪條磚一層，稱為“伏”。這券和伏的相間的方法，為後來磚券與石券所普遍采用。不過這時砌磚的膠泥還未摻人石灰。在房屋建築中磚材多用於台基和墁地，間有用於貼牆或用於牆壁加固的。
石料的使用逐漸增多。從戰國到西漢已有石礎、石階等。東漢時出現了全部石造的建築物，如石祠、石闕和完全用石結構的石墓。這些建築上多鏤刻人物故事和各種花紋。刻石的技術和藝術也逐步提高，如東漢末年建造的高頤墓闕和石像生、石碑等，顯示當時雕刻技藝已達到很精美的水平。
以木構架為主要結構方式的中國建築體係，根據文獻和遺址，戰國時代統治階級的宮室多采用高台建築，同時據某些銅器紋樣所示，有二、三層的房屋。西漢時期高台建築仍然流行，但從東漢起高台建築逐漸減少，而多層樓閣大量增加。當時的樓閣建築每層都是一個獨立的結構單元，直到宋、遼、金時期，仍是中國高層建築的基本結構方法。至於木構架的結構技術，在秦漢時期已漸趨完善，兩種主要結構方法——抬梁式和穿鬥式都已經發展成熟。而穿鬥式結構往往在柱枋之間使用斜撐，構成三角形構架，以防止變形。此外，在中國南部，房屋下部多用架空的幹闌式構造；木材豐富的地區則用井幹式壁體。也有同一建築采用這兩種結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