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人正好學道；不讀書人益不可不學道，不然，則鮮有能保其身者。貧士正好學道；富人益不可不學道，不然，則鮮有能保其富者。（《瞽言一》，《陳確集》下冊，頁430-1。）
《中庸》卒章，歸之闇然潛伏，其味深長。學者能臻此境，終身受用不盡。（《辰夏雜言》，《陳確集》下冊，頁419。）
可見，乾初為自己能走到道學上來，很感慶幸。
由於乾初之學淵源於蕺山，他在生命存在上所得力者在道學，所以今日衡定其思想就不能遺卻這個大頭腦，將其講成“聖學”的對立麵。
乾初之學非明清之際以經世致用為主腦的“實學”[8]。乾初不是不要經世致用，不求實理實益，隻是他堅持認為，要將這些建立在心性和道德的基礎之上，不以“經濟”為首出。他說：
略欠切實，便是不誠，便是虛浮之學。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隻爭切實不切實耳。顧弟所為切實之學，與今世俗之所謂切實又相燕越，惟真誌於學者自能辨之。（《與吳裒仲書》，《陳確集》上冊，頁117。）
在《與吳仲木書》中言之益明：
前者山樓之會，闇兄（引按：屠闇伯）昌言，謂“士人立身，一道德，二經濟，三文章”。本末井井，當時莫不聳聽。於弟之臆見，則隻是一事，未嚐有三，必欲離之，則後二者皆病。今之學者，競言經濟，適長機偽，無益雄圖；即或幸而集事，而蹶不旋踵，可為懲戒，未可便相稱道也。
《學》、《庸》二書，純言經濟，而世不察，謂是言道之文，真可啞然一笑。（引按：乾初此書作於順治九年壬辰，尚未開始排《大學》。）若隻欲立苟且之功，擅風華之譽，則惟其所尚；必欲建不拔之業，垂不朽之文，舍道德奚恃哉！（《陳確集》上冊，頁74。）
乾初這些看法正是宋明儒的觀點，與“實學”異趣。
乾初之代表作《大學辨》，表麵看似乎類於考據學性質的著作，其實並非如此。《大學辨》用了一些考據學方法，與當時學界的“辨偽”之風或許也有一定關係。但是，用他自己的話說，其用意在“琢磨程朱，光複孔孟”[9]，其性質類於孟子之“好辯”。乾初是反對一般學者的泛泛考辨之事的。他說：“儒者果有意窮理盡性之學，而將究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也者，舍吾本心之良，又複何所致其力哉！舍之，則博是徒博，學是偽學，而凡所謂問、思、辨、行者，亦無之而非偽也。”[11]。還說：“今之士者，但知以讀書為學，深可痛也。舉子之學，則攻時藝；博士之學，則窮經史，搜百家言；君子之學，則躬仁義。仁義修，雖聾瞽不失為君子；不修，雖破萬卷不失為小人。”[12]他辨《大學》，不是出於對“辨偽”本身有興趣：“使大學經傳於聖教之晦明絕續無大關係，書雖偽，確必不敢爭，爭之亦不至如此其力矣。”
由於乾初之辨《大學》，其背後動力是“為往聖繼絕學”之道德衝動，而非知性上的好奇；其斷《大學》為“偽”，所依據的主要是他心目中的“聖學”“偽學”之判，隻是輔助性地用了文獻考辨方法；其目的是“衛道”，而非成就“科學研究”；是以“聖學”的守護人的姿態而從事者，而非以客觀而嚴密的學者態度從事者，所以性質上不宜歸諸考據學。
有學者視乾初為唯物主義思想家，其主要依據是乾初對堪輿家言的批駁和對宋儒本體之性之說的非難。本文認為，給乾初思想作這樣的定性未必妥當。在攻伐堪輿家言時，乾初有一些“形魄既痿，即同溝斷”之類的說法[16]，的確類似唯物之說。但究竟言之，乾初的立足點還是儒家“安土敦仁”、“夭壽不貳”的仁義之道。限於篇幅，對此不作詳論，這裏隻指出兩點，即可明乾初論葬所依據的不是唯物之說。
第一，乾初相信葬師罪大惡極，必遭天譴。他說：“凡百葬師，天罰必重，非及身流落，則子孫滅絕，萬無一全。”說：“葬師必無後，曆有明驗。此損地傷稼，分離人骨肉，而重其罰也。苟反是而行之，必有百世之慶。”說：“至於葬師，雖百千萬億中，未有能善其後者。此百千萬億中，豈無一人明通誠愨，洞陰陽而盡忠計者，而天胡罰之若此之必也？蓋居心雖淨，而操術已乖，信妖人之偽書，廢族葬之良法，以無為有，以是為非，隔絕天倫，廣廢耕地，下亂人紀，上幹天刑，理之必然，何足深怪！”可見，乾初並不否認冥冥之中有上帝般的存在在無聲無臭地主持著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