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四首
一
春天潤九野。卉木渙油油。紅華紛曄曄。發秀曜中衢。
二
仲尼以聖德。行聘徧周流。遭斥厄陳蔡。歸之命也夫。
三
沉淪眾庶間。與世無有殊。紆鬱懷傷結。舒展有何由。
四
轗軻固宜然。卑陋何所羞。援茲自抑慰。研精於道腴。
宴會詩
凱風飄陰雲。白日揚素暉。良友招我遊。高會宴中闈。玄鶴浮清泉。綺樹煥青蕤。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占據鄴城後，在中國北部創造了一個以鄴城為中心的相對穩定的政治局麵。曹操倡導“尚刑名”，“尚通脫”，又善屬文，愛文士。許多文士在飽經戰亂之苦後，如百川赴海，相繼奔往鄴城，歸附到曹氏周圍。在這裏形成了以“三曹”為領袖，以“七子”為代表的，龐大的鄴下文人集團。他們戰時大多隨軍，歸來習文作詩，探討文學，歌功頌德，抒發情懷，寫征戰之苦，述社會之亂，相互批評、磋商，共同提高寫作水平，發展並繁榮了建安文學，給後人留下了“建安風骨”這一寶貴的精神財富。建安文學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詩歌
“七子”以寫五言詩為主。五言詩是直到東漢後期才興盛起來的新詩體，桓、靈之世“古詩”的出現，標誌著五言詩已經初步成熟。而“七子”的優秀五言之作，寫得情采飛揚，變化多致，使五言詩在藝術上更臻於精美。如徐幹的《室思》就比同一題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寫得細膩深厚。而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阮瑀《駕出北郭門行》等都作於漢末戰亂發生之前，其寫作時間不一定比“古詩”晚，它們在五言詩發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視。
辭賦
“七子”寫了大量的小賦，他們在張衡、蔡邕等已經取得的成就基礎上，為小賦的進一步繁榮作出了貢獻。“七子”的小賦有三點值得注意：
①取材範圍更加擴大，題材的普通化、日常化進一步衝淡了過去大賦的貴族性質；
②反映社會現實的功能更趨加強，直接描寫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
③抒情色彩愈益濃厚。對於"七子"的賦，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曾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中也表示了同樣的意見，還特別認為王粲、徐幹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賦首”，說他們可與宋玉、司馬相如、左思、潘嶽等並列。
散文
孔融的章表，陳琳、阮瑀的書記，徐幹、王粲的論說文，在當時都能獨樹一幟。它們的共同優點就是曹丕所說的“文以氣為主”[1]（《典論·論文》），貫注了作者獨特的氣質。“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薦禰衡疏》、《與曹公論盛孝章書》，陳琳《移豫州檄》、《為曹洪與魏太子書》，阮瑀《為曹公作書與孫權》，王粲《務本論》、《荊州文學記官誌》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駢化的趨向，尤以孔融、陳琳比較顯著。他們的一些作品對偶整飭，又多用典故，成為從漢末到西晉散文駢化過程中的一個不能忽略的環節。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他們在漢末的社會大戰亂中，盡管社會地位和生活經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脫顛沛困頓的命運。後期他們都先後依附於曹操，孔融任過少府，王粲任過侍中這樣的高級官職，其餘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過，孔融後來與曹操發生衝突，被殺。由於七人歸附曹操時間先後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後期不存在一個統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幹、阮籍在建安初，陳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劉楨、應煬在建安十三年後。
與他們的生活道路相對應，“七子”的創作大體上也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會動亂的現實，抒發憂國憂民的情懷。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詩》、《登樓賦》，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阮瑀《駕出北郭門行》、劉楨《贈從弟》等，都具有現實意義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調過於低沉感傷，如王粲《七哀詩》、劉楨《失題》“天地無期竟”等。後期作品則大多反映他們對曹氏政權的擁護和自己建立功業的抱負，內容多為遊宴、贈答等；但有些對曹氏父子的頌揚，帶有清客陪臣口吻，顯露出庸俗的態度。然而，無論前、後期，“七子”的創作都是積極、健康的內容占著主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