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侂胄被暗殺，軍政大權全歸楊後、史彌遠所操縱。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投降派完全遵照金朝的無理要求，把韓侂胄的頭割下送去，並且全部接受金朝提出的條件簽訂了‘嘉定和議’：增歲幣為三十萬，犒師銀（賠款）三百萬兩，金軍自侵占地撤回。南宋又一次屈膝降金，算是完成了‘和議’。當時太商人作詩諷刺說：‘自古和戎有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生靈肝腦空塗地，祖父冤仇共戴天。晁錯已誅終叛漢，於期未遣尚存燕。廟堂自謂萬全策，卻恐防邊未必然。’一場轟轟烈烈的‘開禧北伐’就以這樣令人心寒的結局收場了。其實，當時的金朝已處於‘必亂必亡’前夕，隻不過是借南宋統治集團的軟弱和內部矛盾，實施威脅訛詐而已。金主曾喜曰：‘除掉了韓侂胄之流，金不足憂也？’如果能如韓侂胄所願，將北伐堅持到底，打敗金朝是有可能的。
從表麵上看，韓侂胄是被史彌遠和夏震等人‘矯詔’枉殺的，事實上，寧宗皇帝是默許了這件事的，從事後沒有追究史彌遠的責任反而加以重用，便可得到證明。所以，韓侂胄之被殺，事實上是皇上默許、史彌遠與夏震動手、滿朝文武大臣坐視並樂見其成的事件。這一事件表明，當時，主張對金妥協、維持‘和平’現狀，所謂‘不統、不獨、不武’的政治力量在朝野上下占據主流。南宋一朝，自高宗起，就沒有出現過雄才大略的皇帝，沒有一個皇帝真正懷有抗金的理想並有實現這種理想的實際才幹，總的來說，曆任皇帝本心上都是安於這種南北割據的現狀，想在屈辱中過太平日子。這種思想指導之下，朝中主張維持現狀和平的文官和武將便占了大多數，這些人不想打仗，又想要錢，所以，借口準備北伐或邊境防禦向朝廷伸手要官要錢，但又借口戰爭準備沒有做好，遲遲不真正付諸行動，在前線的將領，往往與金軍將領暗通款曲，共同維持這種和平的現狀。從上到下、從內到外，宋金兩國實際上共同造就這麼一個口頭上備戰、事實上避戰的政治生態。一旦到了真正開戰，就一定會出現韓侂胄在‘開禧北伐’時遇到的無人聽從指揮、前線將領互相拆台扯皮、甚至投敵叛國的情景（當年，張浚北伐也是如此失敗的）。後來有些人將韓侂胄的北伐失敗歸因於準備不充分便草草出兵所致，這實在是對當時的政治生態缺乏深刻的了解，以當時的官員和將領的心態，是無論花多少時間、投入多少錢都做不好北伐準備的，隻能越準備越糟，越準備敗得越慘。
韓侂骨之死證明了一個驚人的事實：南宋當時從上到下，從皇帝、官員到士兵、百姓，絕大多數人是想過安穩日子的（哪怕是屈辱的做兒皇帝的安穩日子），即南宋的官民人等絕大多數是主和派、投降派，隻有少數人是主戰派。朝野上下，全國官民是痛恨主戰派的，因為這些人破壞了他們寧靜安生的快活日子，將他們推進了戰火之中，所以，殺掉韓侂胄（或放逐張浚）之流的主張，反映了大多數人的心聲，盡管有少數人支持張浚、韓侂胄等，但成不了氣候，反而遭受冷遇和打壓。
對韓侂胄的處理深刻地反映出南宋皇帝和主要官員的怯懦、卑劣和邪惡。本來金國內部也是矛盾重重，他們提出殺掉韓侂胄隻是政治訛詐而已，殺掉韓侂胄他們已如釋重負，很滿意了，可是宋寧宗和史彌遠卻陷入深深的恐懼之中，生怕不按金人的要求去做，會帶來更大的麻煩。所以，竟然把韓侂胄的屍體從棺材中剖出，將其頭顱割下，送給金國人，以表明自己徹底投降的態度。我們見過投降的，但沒有見過這麼無恥邪惡的投降的，這應予以千載譴責。相比之下，金國人對韓侂胄的態度還令人尊重，他們將韓侂胄的首級予厚葬，並給了一個恰當的諡號‘忠謬侯’，說他‘忠於謀國，謬於謀身’！什麼意思？就是說他為國家考慮得太多了，對自己考慮得太少，這個評價是公道的。
與之相比，南宋那些謀殺了韓侂胄的皇帝和大臣就顯得更加卑劣，為了掩飾自己的卑劣行徑，他們開始大肆纂改曆史，篡改當時史官記錄的‘實錄’，將韓侂胄打造成十惡不赦的奸臣。”
楊鵬舉歎道：“又是一個枉死的好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