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看這些人的拙劣表演，可以使人們更好地認識什麼是陰謀家和兩麵派。
霍維華與魏忠賢同為河間肅寧(今屬河北)人，早在魏忠賢剛剛開始在外朝網羅黨羽時，他就與孫傑等人“首附忠賢”。當時，魏忠賢為了掌握朝廷大權，正千方百計地企圖陷害為人正直的司禮監太監王安。生性險邪的霍維華乘機彈劾王安，致使魏忠賢矯詔將王安殺死。
從此，魏忠賢便步步高升，而霍維華則靠著魏的大力提攜，三年之內便由一個小小的刑科給事中，升為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他“知恩圖報”，為虎作倀，幹了許多壞事。《明史·閹黨傳》將他和崔呈秀相提並論，稱他們為“忠賢謀主”。
然而就是這位“忠賢謀主”，後來卻“先見其風”，最先“改頭換麵”，“自貳於忠賢”。原來霍維華有一位在宮中當宦官的內弟，此人經常給霍維華通風報信，因此霍維華消息靈通，“宮禁事皆預知”。天啟末年，霍維華通過這條內線，了解到天啟皇帝病勢沉重，生命垂危，同時預感到魏忠賢也會很快失勢，“遂先與忠賢貳”。他先是主動辭掉因寧錦大捷所給予的恩賞，讓功於袁崇煥，造成了一個與魏忠賢保持距離的假象。崇禎即位後，投靠魏忠賢的閹黨官員紛紛被罷官，而霍維華則處變不驚，裝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樣子，與他的好友楊維垣等人大演“襠熾則借襠，襠敗則攻襠”的把戲，通過攻擊、揭露魏忠賢，把自己打扮成“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忠臣義士。正是靠了這種以攻為守，賊喊捉賊的戰術，霍維華還真地騙過了崇禎皇帝，居然使他居官如故，得意於一時。
事實上，霍維華還不算最無恥的，他的兩個同黨阮大铖和楊維垣在這方麵表演的更加露骨、更加醜惡。阮大铖與東林黨人左光鬥是同鄉，曾請求左光鬥推薦他做官。但東林黨人趙南星等認為“大铖輕躁不可任”，從此阮大铖與東林黨人結下了不解之冤，一頭紮進了魏忠賢的懷抱，不久就被魏忠賢提拔為太常少卿。然而生性狡詐的阮大铖又感到宦官專權很難長久，故而他一方麵“事忠賢極謹”，另一方麵又不忘給自己留一條退路：每次去拜見魏忠賢後，他都不惜用重金賄賂魏的看門人，將自己的名片要回去，以免留下與宦官交往的把柄。
在朝為官幾個月，他預感到形勢不妙，便提出辭職歸鄉。魏忠賢倒台後，阮大铖寫了兩份奏疏轉給楊維垣，其中一份專門彈劾魏忠賢、崔呈秀。另一份則以天啟七年合算為一個時期，說什麼“天啟四年以後，亂政者忠賢，而翼以呈秀；四年以前，亂政者王安，而翼以東林”，並讓送信人轉告楊維垣，如果時局大變，就遞上彈劾崔、魏的奏疏，如果形勢還看不清楚，就遞上另一份奏章。他舉起自己的右手進攻崔、魏，舉起自己的左手又想打倒東林黨人，把別人統統斥之為“亂政者”，唯有他和楊維垣等少數人才是一貫正確的正人君子，一副政治投機家的嘴臉暴露無遺。
楊維垣本來與霍維華、阮大铖同為魏忠賢黨羽，正是這位楊維垣首先將東林黨人顧大章等牽扯進熊廷弼一案，致使魏忠賢很快將東林黨人置於死地。當天啟皇帝去世，崇禎皇帝剛剛即位時，他就預感到魏忠賢將要失勢，於是他決心當一個反戈一擊的先鋒。早在阮大铖的兩封奏疏未曾寄到之前，楊維垣已經率先發動了對魏忠賢死黨崔呈秀的進攻。當時魏忠賢還沒有倒台，楊維垣還不敢貿然把矛頭直接指向魏忠賢，因此才來了個投石問路、敲山震虎。“至是，維垣遂首與其黨貳”。正是由於有了這一番“壯舉”，所以在魏忠賢倒台後，他楊某人也曾一度安然無恙。
霍維華、阮大铖、楊維垣三人多年來沆瀣一氣，在閹黨中號稱“死友”。他們在魏忠賢一夥倒台前後的表現如此一致，進一步印證了“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格言。無怪乎後來有人彈劾他們“占氣最先，轉身最捷，貪天為功，沽名反複”。明明是見風使舵，保命要緊，卻要將自己打扮成打擊閹黨的英雄。然而紙最終是包不住火的，這些“奸臣賊子”的真麵目很快就被揭發出來，自作聰明卻終難逃天譴，他們都受到了應得的懲罰。
在中國古代封建王朝中，像阮大铖、楊維恒這樣的反複無常之輩大有人在。這類奸佞小人往往都是極端的利己主義者，他們為了自己的升官發財，可以如牆頭草般隨風飄搖，見風使舵，甚至不惜認賊作父，但是一旦時局發生變化，他們為了保官保命，又往往能賣“友”求榮，大“義”滅親，自相殘殺。這類奸佞之臣在與忠臣義士的鬥爭中往往能取得一時的勝利，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有悖於常人的道德觀念，很多時候會讓人覺得其是大徹大悟，痛改前非了。但是奸佞始終是奸佞，時局一旦緩和下來，他們就會露出其凶惡的本性。這時大局如果是奸邪死灰複燃，那他們就能東山再起，繼續殘害忠良；但如果其存在的根本已經覆滅，那麼他們的結局必是難逃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