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在北上澶淵之時，實是畏敵如虎，屢欲退縮，隻是迫於當時的情勢使然，才不得不親臨前線。王欽若將他比為寇準的“孤注”，正好戮到了他的痛處。真宗想到寇準功雖高，卻讓自己光彩被遮，論及“澶淵之盟”，朝野也俱推寇準，明裏對自己雖是奉若神明，但私下都不以為然，光看寇準之所為就可知一二。宋真宗由此對寇準便生出怨恨，開始疏遠寇準。此後不久，宋真宗將寇準罷為刑部尚書、知陝州，還說他“以國家爵賞過求虛譽，無大臣體”。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寇準的忠義自是毫無疑問，其功勞也有目共睹，隻是卻不明白鋒芒過露，必為人嫉的道理，不懂得韜光隱晦，一味的居功自傲，這就很容易讓敵人鑽了空子。奸臣王欽若便是以其“功高震主”為借口巧施離間，其言辭雖說“澶淵之盟”是城下之約，是喪權辱國，其實他自己也知道這一套根本蒙不了宋真宗，因為求和本就是真宗所夢寐以求的，然而蓋上這個大帽子，卻給了真宗最好的口實，讓其不僅有理由貶謫“罪莫大焉”的寇準，也使其產生若不處置寇準就被會為其所壓的心理陰影，真可謂是離間的最高境界。
6．該放手時就放手——趙鼎應對小人之道
君子不畏流言，不懼攻訐，因為他們問心無愧。小人為了自保，為了掩飾，就會對其展開“狗急跳牆”式的攻擊。當然，真正的君子是不害怕這個的，因為他們堅信邪不勝正。但是小人之所以為小人，是因為他們始終在暗處，而且他們也從不缺乏“誌同道合”之輩，一旦他們聯合起來，不擇手段，不計後果的進行反擊，試問又有那幾個君子能抵擋得住?
所以，對待小人若沒必勝把握，還是讓其遠離自己為好，古代一些忠賢之臣就很明白這一點。
南宋高宗時，當朝奸臣劉豫在山東張榜，狂妄地要求當地老百姓為他進奉各種珍奇藥物。恰好劉豫的朋黨宦官馮益，也派人來此強征官妓，於是山東境內民聲鼎沸，流言四起。
當時擔任泗州知州的劉綱對此深惡痛絕，卻力不從心，於是將情況上奏給朝廷，樞密使張浚給他的意見是，斬掉馮益以消除流言蜚語。當時的宰相趙鼎(1085～1147年)卻上奏高宗道：“馮益的事確實暖昧不清，值得懷疑。這件事有關國家大體，朝廷如果不加處罰，外人必然認為是皇上派他去的，有損聖德。不如暫時解除他的職務，派他到外地去任職，以消除眾人的疑惑。”
高宗采納了趙鼎的意見，把馮益調到浙江。
張浚認為趙鼎是故意與自己作對，存心唱對台戲，怒氣衝衝地去找趙鼎論理。趙鼎說：“自古以來，在處置小人的問題上，你把他搞急了，他們的朋黨就會相互勾結，反倒招致大禍；如果緩一緩，他們之間就會互相擠兌，不攻自破。現在馮益犯了罪，若殺了他，並不足以讓天下人拍手稱快。可是一殺他，眾官員們會害怕皇上能殺其一，就能殺其二，把手殺順了，自己性命也堪虞，故勢必會竭力爭取減輕馮益的罪責。這樣看來，不如將他貶謫到遠離京師的地方，這樣既不影響皇上的尊嚴，馮益看到自己受的是輕罰，也就不會費盡心機去求人，爭取回到原來受寵的地位。他們同黨見他被貶，必然會伺機謀求地位，哪肯讓他再回宮中來呢。相反，如果我們極力排擠他，他的同黨勢必因此而畏懼我們，愈發緊密勾結，我們就無法攻破他們了。”
張浚聽趙鼎這麼一分析，不得不佩服趙鼎的高明。
作為南宋初期的一位賢相，趙鼎能識大體、大局。在與奸佞小人的鬥爭中，他本著大局為重，權衡利弊，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則，沒有將奸人置於死地。這初看起來確實窩囊，有失除惡務盡的忠義之道。但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國家外有異族侵撓，山河大半淪喪，內有奸邪當道，時局往往是動一發而牽全身，處置一個奸邪固能逞一時之快，但從長遠看來確是弊大於利。因此，趙鼎的應對小人之道實是高明。
小人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無孔不入。所以有“寧得罪君子，勿得罪小人”
之說，可見小人群體之利害。小人的確難防，因為他們有著極強的生命力，有委曲求全、忍辱負重、一旦瞅準時機便會一擊製勝的本事，這些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但這並不是要我們去做小人，而是我們在成長中應該慢慢掌握的生存技巧。
我們在生活中不可避免地會遭遇小人，不要急，也不要慌，學學趙鼎的應對小人之道吧。趙鼎能夠綜合分析當時的形勢，忍一時之痛快，從大局出發，不僅保護了自己，還能有效地分化朝中地惡勢力，比較完美的解決了擋道的小人，不可謂不明智。
7．趁著渾水摸泥鰍——蕭裕“一箭三雕”除強敵
封建官場爾虞我詐的鬥爭異常激烈，其中的鐵血規則是把“狠”字放在頭上說話。同僚之間的爭鬥，都是用狠招將對手置於死地，為自己的平步青雲鋪平道路，而最終能完美勝出的都是那些“厚而無形，黑而無色”的無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