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位於這些大明最為富饒地區的典當行，都沒有響應汪逢元的提議，反而私下結盟，準備共同抵製這個什麼銀行進入自家的地盤。
胡廣元他們的想法並不能算錯，這個時代商人乃是末業，而鹽商和經營典當行的商人，更是商人中地位最低的一種。
雖然他們擁有的巨大的財富，但是在政治地位上卻還不如一名自耕農。是以，江南的商人一旦發了財，就多數會培養族人讀書，或是資助一些有才華的寒門子弟，努力讓自己的家族脫離單純的商業家族。
不過也正因為商人的地位如此低下，所以朝廷對於商業一向很少進行幹涉，而是試圖讓商人們自己管理自己。
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即便是經濟發達如江南地區，商人內部也還是一個非常封閉的小社會。每一種行業都有自己的行會，每一個地區的商人都有自己的同鄉會。
這樣的好處是，一旦官府想要讓商人們出錢做一些公益事業，或是提高稅收什麼的，自然會有行會中的頭麵人物出頭，為大家爭取一些利益。
而出門在外的商人們，來到一個陌生地區經商時，也能得到同鄉的照應，免得被當地的商人所欺負。
但是壞處就是，行會和同鄉會牢牢的控製住了中小商人，一旦商業的份額被確定了下來，基本上其他人就會被排斥進入這一行業。
也就是說，商業競爭不僅僅是產品價格和質量的競爭，更多的是一種宗法製度下的利益分配。
像胡廣元他們二十七家典當行，經過了艱苦的商業和人際關係的競爭之後，淘汰了其他地區商人和本地商人在這些江南大城中的典當業。
就如同當初別人阻擾他們進入一樣，現在他們也能製定規則，不允許其他人進入自家典當行覆蓋的區域內，同他們進行競爭。
胡廣元他們設想的非常好，但是事態的發展很快就超出了他們的預料。作為一名經驗豐富的典當行商人，幾乎在銀行剛剛成立，汪逢元就把目光瞄準了，揚州、蘇州、鬆江、金陵、湖州、嘉興、杭州、紹興、寧波等江南名城。
同崇禎著眼於布局全國，把銀行網點先在兩京一十三省建立起來，從而構建起初步的金融網絡，讓大明的財富通過銀行網絡順暢的流動起來不同。
汪逢元認為，首先應該讓銀行在最富饒的江南地區紮下根來，比起在全國範圍內調動資金，在江蘇、浙江、南直隸三地調動資金，成本最為低廉，時間最為短促，而回報也最為豐厚。
這三個地區大小城鎮數百個，5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就超過了3座，大明一半以上的財富都蓄積在這一區域。隻要控製住了這裏，大明中央銀行就能迅速的成為一株參天大樹。
汪逢元原本以為自己要花上一番唇舌，才能說服銀行中，戶部和皇帝的代表。但是崇禎雖然對銀行的規劃有一些想法，不過卻無意幹涉銀行內部的工作安排，他要幹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實在是無暇分心。
銀行中的戶部代表隻關心，銀行能不能及時的提供資金，好讓戶部名下的糧食係統正常運作起來。
至於代表皇帝的內臣，他們雖然是代表皇帝督促銀行是否按照規劃在發展，但是顯然他們更為關心的，是銀行能不能盡快盈利。
皇莊改製之後，宮內的進項就少了許多。雖說宮內名下的各個工坊盈利不錯，但是那些盈利都被投入到了擴大生產中去了。也許過個幾年，這些工坊都會成為下金蛋的母雞，但是現在不過隻是雛雞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