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達爾文想出了（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一些收集昆蟲的新方法：專門雇用一個人給他從老樹上刮蘚苔，然後把刮下來的蘚苔裝進一隻口袋裏，或者是把運蘆葦的駁船船底上的垃圾掃在一起，這樣達爾文便找到了一些罕見的新品種。當他在斯捷芬斯寫的關於不列顛甲蟲的書中看到“查理·達爾文捕獲”這幾個字時，他感到無比榮幸。
劍橋大學除了必修課外，還開設公共課。例如，塞治威克教授就講授很有興趣的地質課。可是由於以前愛丁堡大學的地質課使達爾文大失所望，所以他根本不去聽塞治威克的講課。然而他卻去聽漢斯羅的植物學課；他對漢斯羅在講課中清楚的敘述和美妙的圖解尤其喜歡。早在劍橋大學之前，達爾文的哥哥就評論過當時才三十二歲的漢斯歲，說他是一位知識淵博的博物學家，而另一位年青人在向達爾文評論漢斯羅時說得很簡單：“他什麼都知道”。漢斯羅有時帶著學生和同事們一塊去徒步旅行。如果確定的旅行目的地距離遠的話，他們就乘車或坐船順流而下。達爾文認為這樣的旅行是令人神往的。漢斯羅像孩子一樣常同他們逗樂，他對那些怎麼也撲捉不住金鳳蝶的人，或對那些陷進沼澤地的泥濘裏的人由衷地感到好笑。有時候他會停下來，就一些比較罕見的植物或動物接連講好幾節課。看來他對於任何一種植物、動物或化石都能夠做到這一點。不久，達爾文通過福克司接到漢斯羅的邀請。
大學裏一些年青的學生和年長的職員每周要在漢斯羅那裏聚會一次。團結博物學家的這種聚會，在劍橋起了倫敦的那些科學協會所起的作用，這些集會的特點是無拘無束，它們真正成了後來在劍橋建立雷耶夫協會的核心。
達爾文身上有著某種特點，不僅使許多同齡人，而且也使那些比他的年齡大好多的人對他產生好感。也許，這就是他熱愛自然史的那種特別真誠的心和他那活潑而又反應靈敏的大腦吧。漢斯羅很快就和達爾文親近起來，以至於達爾文在劍橋的最後幾年中，他們幾年每天都要一道散步，無怪乎人們都這樣來談論達爾文：“這是常同漢斯羅一道散步的那個人。”這種友誼對達爾文以後的整個生涯起了難以估計的影響，因為它導致了達爾文後來的環球旅行。
漢斯羅不僅樂意告訴大家那些植物學、昆蟲學、地質學、礦物學和化學方麵的淵博學識，而且他待人特別親切，他性格溫和、為人善良，毫不利己，毫無虛榮心，這一切都在精神上給達爾文以良好的影響，而他們那一夥人多次在漢斯羅那兒舉行的有趣的聚會對達爾文的成長起了促進作用。在這一夥人之中，達爾文提到的有威韋利，他“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比任何人都健談”，還有漢斯羅的一個親戚詹寧斯，後來他同詹寧斯經常通信，詹寧斯後來曾出版了幾部自然史方麵的著作和其他一些著作。
還應該提到的是，在這個時期對達爾文發生了重大影響的有兩本書：一本是天文學家約翰·赫瑟爾的《自然哲學的初步研究》，這本書激起了達爾文的一種願望，就是要“用自己菲薄的力量為建立自然科學的大廈作一點貢獻”。另一本書是亞·洪保德的《美洲旅行記》。
亞曆山大·洪保德出生的時間比達爾文早四十年，法國革命開始的那一年，他才二十歲，剛剛進入格廷根大學。他在那裏結識了喬治·福爾斯特。喬治·福爾斯特和父親都是虎克艦長在他最長的第二次環球旅行中的旅伴。喬治·福爾斯特十五歲就同虎克一起旅行，他後來出版了這次旅行的遊記。由於他的才能，由於他對旅行各國的大自然和風土人情作了生動的描寫，因此他的這部遊記遠遠超過了其它一些遊記。他是一個知識淵博、仁慈、愛好自由和富有敏銳美感的人，他善於對旅行（在旅行中他在地理上有不少新的發現）中所遇到的那些難以描述的然而卻印象新穎的事物作一係列細膩的藝術描寫。
洪保德從小就向往到遙遠的國家去旅行，從小就酷愛植物學和礦物學。他同福爾斯特結識後，便隨他沿著萊茵河到荷蘭，然後到英國和法國去旅行。福爾斯特對藝術、曆史、工業和自然的廣泛興趣，使參加這次旅行的人看到沿途能看到的一切：各種礦場、工廠、科學機構、天文台、植物園、船塢等。無怪乎洪保德在幾乎過了十年之後還能實現自己的願望，在五年之中旅行了拉丁美洲各國。他心目中的理想旅行家就是福爾斯特，時常呈現在他的腦海裏的是福爾斯特對旅行所作的那些藝術性的描寫，他把這些描寫當作某種典範。但是自然科學在這個期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所以洪保德去旅行時與福爾斯特在虎克第二次旅行前的情況大不相同，這時他已經是一位很有造詣和很有學識的博物學家，一位富有學識的植物學家、礦物學家和地質學家了。此外，他還在意大利旅遊過不少地方。因此，在他用法文寫成的美洲旅行記中，他對各地風景、大自然、人物、事件所進行的藝術性描寫，同他對許多科學問題的闡述，同其他許多國家和人民相比較，同對許多事物的闡明和概括等等，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年青的達爾文讀了洪保德這部藝術性的旅行記的第一卷之後（他讀的是英文版三卷本），感到非常高興。人們閱讀洪保德關於介紹加那利群島的自然條件的描寫，閱讀他關於攀登高度超過維蘇威火山兩倍的火山特納裏夫峰的描寫，的確是入迷的。
關於對特納裏夫峰的初步觀感（在這個觀感中混雜著幸免於難的念頭）的描述是引人入勝的。洪保德乘坐的那艘西班牙船是在早晨的濃霧中駛向加那利群島的，什麼也看不見，即使距離很近。但是霧很快就消散了，於是在濃雲上麵立即展現出壯觀的山峰和它那被第一線曙光照得光怪陸離的山巔。大家都奔向船頭，觀看現出的景色。這時在離船尾不遠的地方出現了四艘遊弋的英國軍艦，正在追趕西班牙的船隻（當時西班牙正同英國作戰）。如果洪保德乘坐的船隻被俘，並被押送到英國去的話，那他的旅行一開始就可能遭到夭折。但是濃霧很快又遮住了山峰，遮住了很快就置身於港口炮火的保護之下的那隻船。下麵接著描述了他們登上東海岸那曬得極熱的不毛之地，東海岸邊聖克魯斯市的那些白色小房子緊靠在黑色的峭壁邊。然後洪保德描述了旅行家們曾經航行到的西海岸的景色，他們之所以航行到這裏，是因為隻有從這裏才能登上山峰。據洪保德說，這個位於“熱帶入口”附近的特納裏夫島的西岸有許許多多植物。
洪保德說：“植物在那裏增加了一些熱帶自然界的種類，如芭蕉和棕櫚。對大自然的美最敏感的人在這個島上能夠找到比氣候更強的藥物。這裏的每個地方都使我覺得比特納裏夫和馬德拉群島更能解除煩悶……。這些愉快的感覺絕不僅隻是優美的地理位置和清新的空氣引起的，之所以產生這種感覺還由於在這裏不存在奴隸製度，因為奴隸製度的形式，無論在印度，還是在一切地方（歐洲殖民者在這些地方引進了所謂的光明和工業），都使人感到極其憤慨”。
正如他的劍橋朋友們一致指出的，他的突出特點之一是仇視奴隸製度。這種高尚的人道主義的特點在他的先驅者洪保德和喬治·福爾斯特的一些記述中也曾表現出來（喬治·福爾斯特在晚年曾參加了法國革命，後來由於同自己的同胞和親友發生意見分歧而離開了他們，最後過早地逝世於巴黎）。
但是達爾文這位“對大自然的美最敏感的人”也一定懷著非常高興的心情來閱讀對西岸景色的精彩記述的。西岸的岸邊長滿了海棗樹和椰子樹；稍微高一些的地方是一些龍血樹種。洪保德用了好幾頁篇幅描寫了其中的一株大樹。這棵龍血樹又高又粗：樹幹的圓圍達十三米。樹齡很長。它把它那長著一束束樹葉的像燭台一樣的樹枝往上揚起，它真正“象征著大自然的青春永不消逝”，因為盡管它樹齡很長，但它每年都開花結果。
這裏的仙人掌和龍舌蘭長得比較高，遠處便是栽有北歐果樹以及南方橙子樹和海棗樹的奧羅塔沃市。
在描述房屋和花園布局很美的西岸美景時，洪保德補充說：“不幸得是，這裏居民的富裕程度，無論與他們的勤奮程度，還是與工業情況以及大自然向該地所提供的效益相比，都是不相適應的。農民一般都不是財產所有者。他們的勞動果實都歸貴族所有，而那些長期使整個歐洲陷於貧困的封建機構，則阻礙著加那利群島的人民過富裕的生活。”
達爾文跳過幾行又談到：“這座山的風景不僅以其巍巍壯觀而引人注目，它還很快使人產生一個想法：登上那神秘莫測的火山爆發地。”
洪保德非常輕鬆地由發表美感的見解轉到政治的和科學的結論，加上他那生動的語言和明確的思想，這一切都吸引住了達爾文。
洪保德在描述奧羅塔沃港附近的那個植物園時，以不讚成的口吻評論了林納的植物人為分類法（接兩性來分類），因為這個植物園的植物都是按這種方法來分類的。早在林納時期，巴黎植物園就采用了“自然分類法”，這種分類法的創始人是別爾納德·求修，他的繼承者是他的侄兒安東尼·芬蘭·求修。
達爾文大概是懷著很大的興趣閱讀了洪保德關於登上特納裏夫峰的記述和對那些不斷變化的風景的描述（在描述過程中夾雜著各種各樣的評語）。
他們登上海拔一千五百米高的地方時，天已黑了。他們就到山洞裏避寒。透過蒸汽可以看見月亮，而山峰的影子卻倒映在他們下麵的雲彩上。特納裏夫峰和其他鄰近島嶼的頂峰在晨曦中就像一群島嶼似地突兀在把海洋和島嶼底部遮蓋住的毛茸茸的白雲之上。
“特納裏夫峰以其陡峭和地形而集各種高峰之大成。從其山巔之上不僅可以俯瞰比鄰近島嶼的最高山還要高的遼闊海麵的天際線，而且也能看得見特納裏夫島的森林和有人煙的地方的景色，它們同附近的形狀和顏色形成了極美妙的對比。火山好像要用自己的岩漿把作為自己根基的小島壓平。火山從水麵逐漸往上升高，一直升到比夏天白雲繚繞的地方還要高上兩倍的高度”。
據達爾文說，無論是單獨一本書，或者是幾十本書加在一起，都沒有像這兩本書（即洪保德的《旅行記》和我上麵提到的赫瑟爾的那本書）對他產生了如此大的影響。此外，他從洪保德的描寫中抄下了關於特納裏夫島的很長一段話，並且在一次遊覽時，似乎給漢斯羅、拉姆塞和道茲讀過，洪保德之所以對特納裏夫島的奇跡作了描寫，是因為較早的時候“有一些人……曾表示要到那裏去一趟”。據達爾文說，他們的這種願望也不過是說說而已。“而我卻是十分認真地一心一意要到那裏去的，因此我曾請求介紹我同一位倫敦商人認識，以便向他打聽什麼船開往那裏”。
達爾文知道了到那裏去的代價之後，便專攻西班牙文，用西班牙文稱自己的朋友福克司為“最偉大的博物學家”，並寫信告訴漢斯羅說他希望很快就能看到洪保德所描述的龍血樹了。
但這次旅行未能實現，先是受地質學參觀的幹擾，後來則是為一項完全新的和意料不到的提議而改變了一切計劃。
洪保德對巴西熱帶森林的描述也是使達爾文讚歎不已的。根據他在劍橋大學同一學院的一位同學沃特金斯回憶，達爾文同他就巴西風景和熱帶植物曾進行過長時間的、非常有趣的談話。沃特金斯回憶說，達爾文當時是多麼激動地摸著下巴，滔滔不絕地談論藤本植物和蘭科植物以及其它植物。
達爾文在暑假中仍然酷愛在梅爾和武德高茲，有時在埃通的新住處打獵。
雖然達爾文在一八三一年初就進行了畢業考試，但是由於他是在聖誕節前進入劍橋大學的，所以還必須在那裏再呆上兩個學期。
達爾文在漢斯羅的影響下決定研究地質學。他甚至繪製了一張施魯斯伯裏周圍塗上各種顏色的各地的地質圖，這並非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他研究了英國地質學方麵的書籍之後得出了一些很有趣的結論。他在一封信中寫道：“使我感到驚訝的是，我們對於我們地球結構的整個認識，很像一隻老母雞對於它在一個地角上用爪子刨的那塊一百公頃的田野的認識……”漢斯羅請求地質學家塞治威克到北威爾士去旅行時把達爾文也帶上。
塞治威克也像漢斯羅一樣，是一位優秀的“野外”考察家。他同自己的朋友，即後來以俄羅斯地質學方麵的著作而出名的麥啟孫，一起在英國和歐洲大陸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查明了各個時期沉積物的序列。當時他們正好轉到在不列顛群島研究他們稱之為誌留紀和寒武紀的古生代的沉積物。塞治威克和麥啟孫對英國古生代所作的這些研究，後來（1839年）使他們又劃分出了一個體係，即泥盆係。
塞治威克在帶查理去旅行以前，於一八三一年八月三日來到芒特，並住在那裏。這天晚上查理同塞治威克進行了一次簡短的談話，給查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談話的內容是：根據查理說，當地一個工人在附近一個沙坑裏找到了一個古生熱帶貝殼。塞治威克聽了達爾文告訴他的這件事後，想用這種發現使他吃驚，於是不假思索回答說，這個貝殼是有人扔進那個坑裏的（這樣的貝殼常常用來點綴英國小別墅的壁爐），可是馬上又補充說，如果它真是屬於冰河時期的表麵地層，那將是地質學的真正不幸，因為這會推翻人們當時所不知道的關於中部各州表層沉積物的一切認識。這樣的回答使達爾文感到驚訝。他在《自傳》中寫道：“在這以前，我雖然讀了不少書，但我從來還沒有這樣清楚地認識到科學是由這麼多的可以從中得出一般規律或結論的事實構成的”。
塞治威克在旅行中經常讓達爾文去采集岩石標本，並讓另一位達爾文傳的作者吉夫裏·威斯特在駁斥華爾德的見解時卻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他說：“經過這一刹那間，查理從前的整個科學觀點完全改變了。在此之前他隻不過是一位收集家。現在，即在八月份的這天晚上科學家查理·達爾文才真正誕生了”。
這當然是過分誇大的說法。不應把達爾文的一個明確的思想弄到荒謬絕倫的地步。科學家“是不能刹那間誕生的”，而是逐漸造就成的。他在地圖上標出這些岩石標本的層理。這樣，達爾文就學會了分析全國的地質情況。後來，他離開了塞治威克，穿過幾座山，直接到了巴爾穆特，在那裏他有幾位劍橋朋友，然後從那裏到了施魯斯伯裏，又到梅爾去打獵。他在日記中寫道：“七月份我像一隻貪婪的老虎似地鑽研地質學”。
總之，我們看到，達爾文在劍橋時期過著雙重生活：一方麵，他並沒有什麼特殊興趣地參加了必修課的考試和學士學位的考試，另一方麵，他一心撲在自然科學上和體育運動上。
同漢斯羅等人的結識，同昆蟲學家們的交往，讀書和旅行，同塞治威克一起進行的地質考察旅行，打獵和騎馬旅行，這一切都日益把他鍛煉成一個被自然科學家們稱之為“野外工作者”式的博物學家。
一八五八年，《物種起源》一書出版的這一天，不隻是在達爾文的個人生活中具有重大的意義，這也是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大批有學問的人對生物界的觀點和對人在生物界中的地位的觀點開始轉變的一天，這種轉變就像哥白尼在十六世紀因指出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而實現的轉變一樣。
一八八二年四月十九日逝世，安葬在西敏寺。扶柩的人是：虎克、赫胥黎、華萊士、皇家學會主席拉卜克以及其他一些人。參加葬禮的人還有英國、法國、俄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國的科學學會代表，以及達爾文的家屬和達爾文的許多親屬。達爾文的妻子沒有參加葬禮，因為葬禮太莊重，太隆重了。